大国之魂。六十年前，十多位分配在北京工作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下了火车就到天安门广场照相留念。不知哪位同学说：“何启治很幸运，分到国家权威文学出版社工作。”文质彬彬的何启治笑道：“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而后，大家互相道别，满怀激情地奔赴各自的单位。
六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如今何启治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几十年里，他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除了以敬业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还努力创作，写了一批在社会上有不小影响的作品。近年出版的《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记录了他的编辑工作和写作事业。我读了这本书后深有所感，愿为这位交往了六十多年的老朋友写下自己的感想。
何启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确是幸运的。人文社是一个权威的文学出版单位，有冯雪峰、王任叔（巴人）、严文井、韦君宜等“老革命”当领导，又有孙用、聂绀弩、张友鸾、楼适夷、林辰、王利器、陈迩冬、王仰晨等大专家当编辑。领导和专家们对新来的编辑要求很严格，何启治一到出版社，先分配到校对科当校对，接受“童子工”式的基本训练。十多年间，他还经受了下基层上干校的锻炼——下放河北丰润县农村锻炼，到山西文水县刘胡兰故乡搞文化调查，去上海原荣氏申新纱厂粗纱车间当临时工，到王杰生前所在部队当战士，还在青海格尔木和拉萨当过援藏教师，“文革”中又下了三年干校……这些人生的历练是一种财富，对他以后的编辑事业和领导工作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何启治到编辑部工作以后，最初的一次大锻炼是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这项工作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主持，老专家王仰晨直接领导，对每一个参加这项工作的编辑来说都是严格的考验。何启治极具敬业精神，认真做好领导分配的每项工作，并且虚心学习，记录下了许多未曾接触过的资料，他后来创作的《少年鲁迅的故事》，便得益于这次编辑工作。
从一名普通编辑，到担任《当代》杂志编辑部主任等领导工作，直到主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辑，经他之手发表了许多小说、理论作品，如柯云路的《荣与衰》、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没》、竹林的《女巫》、周而复的《南京的陷落》、陈国凯的小说选集、周梅森的《人间正道》、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王火的《霹雳三年》、王海鴒的《牵手》、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王蒙的《狂欢的季节》，以及陈荒煤、冯牧主编的《文学评论家丛书》，等等，编辑为这些作品付出了许多心血，功不可没。
作为一个编辑家，特别是文学出版部门的负责人，很需要胆识，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艺术家的勇气”。何启治到陕西组稿时，遇到了当时的青年作者陈忠实，他热情地鼓励他写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以后，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贤均等人的赞赏和帮助。到了当时负责小说出版的副总编辑何启治的手里，他写下了非常肯定的终审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宏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当年还不太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张炜，曾拿着他的长篇小说《古船》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当代》杂志负责人的何启治觉得小说“内涵丰富，颇有新意”，立即签发，使这部作品得以问世。邓贤的《大国之魂》题材新颖，涉及过往的文学作品不敢涉及的人物和故事，甚至被认为是一个“雷区”。何启治拿到作品后，亲自修改并批准发表，在创作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何启治又是一个勤奋写作的作家。他采访过一些著名作家，又和许多青年作家交朋友，写出了一批作家采访记一类的纪实散文。《少年鲁迅的故事》的创作，是他勤奋搜集材料和进行写作的例证。上世纪80年代末，何启治去美国探亲，积累了大量资料，把自己在美国打工的一段经历，经过艺术处理和典型化，写出了《中国教授闯纽约》，使人们对这个西方大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青海、西藏支教期间，对藏胞的生活和习俗进行细心观察，写了一些有特色的散文，如《红柳》《枫》《布达拉宫散记》《洋峰雪莲红》等。何启治不仅写散文、小说，还写评论，提出自己的见解，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创作成就都是与勤奋分不开的。
从何启治身上我想到，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固然与他的工作岗位和机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敬业、胆识与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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