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人。陈舜臣先生是以作品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文坛典范，他那些熔历史、推理于一炉，在日本写中国历史的作品，可谓一种文学现象。正如加藤周一所言：“（他）那种气质大概是文如其人，一定也来自中国古典文艺的教养。由于战败后的日本作家几乎全都是汉诗文的文盲，日语散文日益失去了气质。”他说出了日本文学长久受惠于中国古典，得到滋养的“大实话”。陈舜臣的《中国诗人》一书，就是对中国古典文脉的回望致意。
“中国诗人”并非专事作诗，他们大多是士人官员，还有当世之雄。“曹操不是一般的诗人，他同时兼有英雄的气质。”他引用陈寿“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八个字，说明曹操矛盾人格，恰是诗人气质。“矫情”，不是我们所说的“作”；不念旧恶，也并非真的胸怀就大。事实上，它暗示了曹操的机变心，总能按实际利益决定记仇还是容人。如此，我们能理解曹操的恣意背后，是诗人审美观和政治家利益观的“冲突调和”。
魏晋时，诗歌从主情志的传统中，拓展出谈玄论理的新内容，“融入了自身的哲学观、世界观的方式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阮籍便是个中代表”。所谓清谈，或许对现实无益。然而，中国诗人却有了足够闲暇，思索生死无常、乱世保身的哲学。不论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两者都还欠缺一个维度，那就是面向思想的探究。玄言诗也许寡淡索然，但却做到了些许补益。
自“七贤”之后，诗坛也进入到“后竹林时代”。竹林之乐，代表一种新自然，它意味着审美觉醒与自我发现。以前，被迫归隐山林，总是逃避现实的考量。在陶渊明那儿，终成了主动的“抱取”。陶诗之自然，已是有人气儿的村落，这种“隐”和农事劳动结合起来，是一大转变。他的诗提供了一种生存美学、生活栖居的样本。在我看来，它形成了古代中国“耕读传家”的大传统。陈舜臣认为，陶渊明的诗心就是“求真”，“所追求的是‘真意’、真实的心、未经粉饰的自然之态”。真，也是道家将本然之心和天地自然进行同构的根本。
当诗人写下“已忘言”三个字时，是“体道”的最佳诗境。当语言无法抵达那个“大化”本质时，反生出深沉的悲哀来。谢灵运则与陶渊明形成强烈反差，他游历山水，那么豪奢，奴仆拥趸，伐木开路，大修“别墅”。为了登山，还发明“专用装备”——登山木屐。他是真正的“山水诗人”，倒不是因为他写了山水，而是他真正脱离比兴，使山水自己成为主题。陈舜臣笔下的诗人群像，虽如微缩列传，但却看重“诗史线索”，揭示出诗人个体在诗歌史中的起承转合。“谢灵运为中国的诗歌带来了一股新风，之后山水田园诗得以在唐代继续被发扬光大，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便埋下了种子。”
作家把王维定位为山水诗的“完成者”，同时用山水画的印象批评赏鉴诗歌，形成“可视”与“可述”的统一。这是审美理想在诗画间的贯通。“所谓的‘胜事’，是指自然中极美的事物，这也正是王维在诗歌中所追求的，在图画中所想描绘的。”而欣赏呈现“胜事”，却需要卓绝的审美能力。王维的孤独感，是静默的自负自赏，他确信自己才有“空自知”的况味。陈舜臣以悠游读赏，把握诗人心绪、情感冷暖，显然亦有自况知音的共情。“王维的诗犹如朦胧的水墨画，但其中少见阴暗的色调，哪怕以落日开头的长诗，结尾也是桃源中鲜红的花朵，可以说是一位乐天达观的诗人。”
人格是诗风和诗心的生发土壤，杜甫的伟大在于他为人平正率直。他一生都没学会官僚的油滑，所以才能写出祛除浮夸、直述怨苦的“精髓骨力”。作家认为，杜甫达到了现实感怀、针砭时弊与艺术永恒的统一。“在记录着此时此刻的诗句中，不正蕴含着人性深处的、亘古不变的、普适性的情感悸动吗？”《中国诗人》是一本诗人剪影集，也是雅趣怡然的诗歌赏鉴录。陈舜臣对古典中国的爱慕，在他的每句赏读中，都化成神交神往，长情告白。
·书语闲谭· 文/俞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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