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唐老
整理：阿汤哥
唐老师是一位八十三岁高龄的老人了，十八岁师范毕业就分配在中学教书，由于当时的运动，第二年被划分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原以为只去一两年，结果一去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他的失去了青春，失去了爱情……
01
1957年，18岁的我师范毕业，分配到我县第二中学教书，那时的县二中学其实就在区上，也就是现在的镇上。
那时的学校，根本比不上现在农村任何一所学校，条件还是比较艰苦。学校有九个班，共有二十五名教师。
我们这些老师对待工作都兢兢业业，没有任何老师对工作、对学生怠慢过。那时学生来自各个镇（当时为区），都比较远，交通很不便。
学生每天也要上早晚自习，星期六也上课，星期天全体师生参加劳动，学校周围有一些土地都归学校，有时师生做完了学校的土地，老师还要带着学生去帮助生产队搞劳动。
我教两班的数学，除了上课、备课、批改作业外，还刻蜡纸。那时学生没有什么资料，老师手里有一两本参考书。
老师就是把参考书上一些试题刻在蜡纸上，再用油印机，通过人工，一页一页的印出来，那就是学生用的资料与练习题。
那时我年轻，也肯干，晚自习教室里是没有电灯的，只有两盏昏暗的汽灯吊在教室的前后，发出“哧哧”声响，师生们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教学。
下了晚自习后，我还要在煤油灯下刻蜡纸到深夜，有时脸也被煤油熏黑，就连鼻孔里粘的全是黑色的脏物。
我教的学生数学成绩都比较好，期末考试基本上都能考到九十分，因为那时的学生特别努力，他们都认为知识改变命运。
可知识对我来说，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大玩笑，让我人生拐了一个极大的弯。
也正是我分配出来那一年，那时已经开始搞运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把一切隐藏在人民群众里的阶级敌人揪出来，这就是当时的反右派运动。
我到学校去时，就已经有两个老师被划分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农村去了，他们是什么原因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有的说是工作怠慢，有的说他们说了反动话，总之，我们没有谁敢乱说乱动。
1958年4月，县上领导到学校来检查工作，问学校卢校长，学校揪出了几个右派分子，卢校长回答说，已揪出了两个。
县领导听了很不高兴地说：“你们二十多个老师，按比例划分，至少要有三个右派分子，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让阶级敌人隐藏在我们当中，一定要深挖出来。”
校长哭笑不得，胆战心惊地问：“领导，意思我们这儿必须要分三个右派分子的名额吗？”
领导很严肃地说：“凡是有十个人以上单位，都必须找两个右派分子出来，你们学校有二十多个教职工，找三个右派分子还少了，至少也得三个以上。”
县领导说完后，叫随行的几个人把这个任务记下，必须在五月之前完成，否则拿校长示问。
02
校长听了县领导下达的指标，深感事态严重，便当夜让学生自习，老师到行政办公室开会。
当时我也没有看清学校的通知，老师们已开会了，我还在教室给学生讲数学，直到刘主任来教室找我，我才知道学校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我放下粉笔，匆匆赶到行政办公室，卢校长对我阴沉着脸，大声地对我说：“小唐，你还看不清形势，这么重要的会议，你敢不参加。”
“对不起校长，我真的没看到通知，对不起，下不为例！”我看到卢校长不高兴的样子，我立刻道歉，强装起笑容。
卢校长把这次会议的内容再对我重复了一遍，大意是，我们学校已划了两个右派了，上级领导要求，必须再找一个右派，希望大家积极讨论，这个名额划在谁的头上。
划右派分名额，毕竟不是评优秀，摊到谁头上都一万个不愿意啊，成为右派分子后，工作没了，工资没了，必须下放到农村去劳动。
我们的老师都是从农村经过考出来的，谁又愿意再回到农村呢，因此，在座的老师没有一个人发言，也没有任何一个愿意把这个名额划到自己头上。
大家沉默了半个多小时，校长开始发话了：“这样，在平时里，凡是听到有哪些同志在说别人的坏话，或者对国家不满的，请你们下去后写在纸上，交到我办公室来。”
卢校长这样说了后，以为有人会写下某人的名字，悄悄交给他，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也过去了，仍然没有哪个把名单交来，他开始着急了。
卢校长只得再一次组织会议，征求大家意见，谁能想出推荐这一个名额的办法，如果有人来个毛遂自荐那更好。
可是这次会议还是以失败告终，因为也没有任何老师想出推荐的办法，也没有任何老师毛遂自荐，这种事毕竟不是好事，谁愿意啊。
第二天早上，我上了早自习后忙了一会儿，再去吃早餐，食堂已没有馒头了，只剩有半碗稀饭，食堂工人笑着对我说：“只有这点稀饭了，怎么办？”
我也不客气，笑了笑说：“将就吧，吃个半饱也行。”
吃了这点稀饭，我们年轻人哪里抵得住，我上午在给学生讲课时，明显感到头晕，汗水不停地往下流，但我还是讲完了这节课的内容，提前下课到办公室，趴在桌上。
这时，正好被在学校巡视的卢校长看到了，他到我面前拍了拍我肩问：“小唐，怎么了，不去上课。”
我抬起头来，我吓得半死，我忙语无伦次地说：“我感觉饿了，早上没吃饱，只吃了半碗稀饭。”
“哦，是这样的，你休息吧。”卢校长说完就走了。
我一直以为他叫我休息是关心我的话，我也没在意这些。
晚上，学生还是自习，老师们又继续开讨论会，把右派分子这个名额必须分下去，离上级领导验收的时间更近了。
通知开会的时间到了，我刚从教室出来，一个女生也跟着到了我办公室，我问她有什么事吗？她说还有一道数学题没有弄明白，我一看是一个导数题，一时是讲不清楚。
我笑着对她说：“我先去开会，等会议结束后，我再给你讲吧。”
这女生也很有礼貌地对我笑了笑：“好的，谢谢老师。”
我与这女生谈笑声，正被刘主任看见了，他又是来提醒我开会的，我才知道教师会已开了五分钟了，我赶忙冲到行政办公室，参加这次讨论会。
卢校长终于做出决定：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今天晚上必须讨论出结果，确定右派的人选，明天上报。
最后，卢校长又接着说：“同志们，要说个人感情，大家都是我的好同志。现在形势所逼，不是我可左右得了的，如果摊到谁的头上也不要怨别人，就认命吧！我们行政研究出一个方案，采取无记名投票来确定。”
卢校长讲完后，刘主任就开始向每一位参会人员发了一张小纸条，让大家马上把自己心目中的右派分子名单写下。
这时，这些老师们还在你望我，我望你，都不知写谁。
卢校长第一个带头，把写好的纸条捏起一团，放在投票的一个盒子里；接着，刘主任第二个也把投的票放在盒子里。陆陆续续，也有好几个老师开始投票了。
我找不到所写的对象，我把一张白纸捏成团，也投到那个盒子里。
03
会议结束后，我又到班上去讲数学，讲课之前，那个女生把那张试卷拿来给我，仍然让我给她解答。
刚为女生解答完了，刘主任又来办公室找我，卢校长要求我去行政办公室一趟，我也兴冲冲来到校长办公室，他向我点头微笑，让我坐。
这时我心里已明白，这次我肯定中奖了……
“小唐啊，我给你说，这个右派名额只有落在你头上了，让你委屈一下……”
卢校长还没说完，我突然感到脑袋嗡的一声，感觉天快塌下来一样，我突然哭了起来。
那时真的年轻，刚过19岁，我什么也不懂，只觉得我是新来的，大家对我有成见。我有些不服，我说：“卢校长，我没有犯什么错啊！”
卢校长仍然一副笑脸说：“小唐，你听我说，现在形势所逼，没办法，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同志，这个名额给你最合适，因为许多老师是有家庭的……你还没有成家，在哪里都一样生活。”
卢校长还有讲了一大堆道理，说这个右派名额应该只能是暂时，即使我下放到农村去，也只是一年半载，年轻人吃这点苦没有什么。
他还说，如果我去哪里，每个月的工资他亲自给我送来，每个月给我带日常生活用品来，绝不亏待我，我听他这么一说，也勉强同意。
上级征求我的意见，回农村去可以选择回自己老家，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由于年轻人面子观十分强，回到自己当年的农村，无颜见父老乡亲，我决定去姐姐所嫁到的那个农村落户。
后来我知道，我划为右派分子给我定了十条罪状，最可笑的，也是最可怕的几条：工作怠慢，不负责任；谩骂了国家，常说吃饭吃不饱；还有一条我难接受的是，我与女学生有暧昧关系。
我的天啊，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饱受着委屈离开了学校，卷着铺盖卷来到了姐姐所在的农村进行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来到姐姐的生产队，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大家难免议论纷纷，不是说姐姐的兄弟在教书吗？怎么来我们这个生产队落户了？
这个生产队是新民二队，我刚开始去就住姐姐家，姐夫还是比较热情，虽然生活条件不好，还是不让我饿着。
每天，我与社员们一起出工，下地劳动的活我都抢着干，毕竟自己才新入户这个生产队，要给社员们一个好的印象。
以前在家也虽然参加过农村的劳动，但劳动强度确实没有这么大；现在可不一样了，往往干一天下来，我累得身子骨都散架一般，有时痛得晚上睡不着。
在生产队里，我学会了各种农活，犁田，我成了一把好手；插秧，我也不比社员们慢；收稻谷，我既要打谷了，又要挑谷子，有时挑上一百多斤的担子也轻飘飘的。
最开始，我来生产队来了快两个月了，生产队还没有分口粮给我，我满以为自己还有工资，不是校长说过，每个月准时把我的工资亲自送到我手里吗？两个月了，怎么还没来？
我真的想得太天真了，我还准备返回学校去问校长，生产队长告诉我说：“你是犯了错误才来的，你早就被开除工职了，还有什么工资，只有在这里好好改造。”
“不是吧！”我听了简直不敢相心，又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看来我只有认命了，每天拼命地干活，好好改造，希望以后有出头之日。
可是我想错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以为我该有出头之日，可是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仍然留在生产队干活。
04
很快运动又来了，生产队、大队、公社长期开批斗大会，不过那时批斗大会主要对象是斗四类分了，“地、富、反、坏”，农村主要是斗地主与富农。
姐夫最害怕因为我受牵连，把运动搞在他们头上，整天与姐姐吵个不休，更怕影响了两个外甥升学与参军。
我只好从姐姐家搬了出来，在生产队的那半山腰的一个荒地上搭了一个棚，先安屯下来。
我再利用农闲时间，亲自用铁锤、手锤、钻子把一些石头一块一块地打出来，用了一年多时间，用石头垒成了一间四十平米的房，上面盖上一些稻草，就这样开始住下来了。
孤零零的一间茅草屋就坐落在村子后面的半山腰上，冷冷清清的房子如同一座荒芜破败的寺庙，冬日凛冽的寒风吹打着稻草，满天飞舞。
时间一晃，我已二十六七岁了，我大好的青春就在这间小屋里度过，其实，我稚嫩的心灵还不能承受孤独给心灵带来的种种折磨，漫无边际的幻想陪伴我度过一段漫长的时光。
运动一搞，许多人对我像躲瘟疫一般离得我远远的，生怕染上。我在生产队上干活，我几乎成了单干户，就连车水，也是我一个人踩着那水车的翻轮不停地翻滚，身上有使不完的劲。
每当劳动后，我又回到了那低矮的茅草屋，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才可以弥补孤寂给我心灵带来的空缺，只有点上油灯，翻阅着那一堆堆不知看了多少遍的书籍。
在农村，我没有经济收入，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有时头发几个月没理过，乱糟糟的，蓬头垢面，胡子拉渣，真有点像鲁宾逊，更像山上的野人，谁还会与我这种人交往呢？
我想出了一个挣钱的办法，我小时就会编蔑竹类的东西，我就利用晚上编一些背筐、筲箕、箩筐之类，在农闲偷偷地带到离这儿五十里的集市上去卖。
这样，我就可以有一些经济收入，可以买一些布料做衣服，买很多日常用品，还可以接济姐姐一家，这样生活稍微变好一点。也打扮一下自己，似乎还渴望某一天爱情来敲门。
但是，我右派分子的身份，有谁家的姑娘会愿意嫁给我呢？只有痴心妄想。
转眼到了七十年代了，我已三十多岁了，那时运动渐渐地淡出，但我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扣着，有如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自己拿也拿不下。
那时，农村还有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有火一样的热情来到这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光荣扎根农村，而我却是扣上犯了错误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扎根在农村。
虽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但我们之间有天壤之别，我难免有些自卑，不敢轻易与他们接触。
1975年，有一个叫小荣的女知青下乡来到这个生产队，我们在一个小组劳动，我们有时聊到了许多知识与文学方面，那时我却是侃侃而谈。
她遇到我就像遇到了知音，主动与我交流，我把自己的经历也经常向她吐露，她不但没远离我，反而对我产生了同情。
她也知道我有很多书籍，经常来我这里借书，同是探讨一些知识，通过探讨，我了解她高中的知识学得真的很牢固。我也鼓励她千万不要把知识遗忘了，以后还用得着。
真的没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她在我一个多月的辅导下，她成功考上了师范学院。
我们之间交往很纯洁，彼此之间连手都没有牵过，她一直称我为唐老师。
在她离开生产队时，他对我怀有感激之情，一下扑在我肩上，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她说：“唐老师，我总觉得你是被人害了的，希望你保重，以后我会回来看你的。”
小荣去上师范时给我来了很多信，其中有一封就提到城里的右派分子已经平反了，相信我很快就要平反了。
果然，我的春天来了，在1978年下半年，我戴了二十年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终于被揭下了。国家补偿了我两千多块钱，重新安排我在镇上中学教书，那时我快四十岁了。
我这时想到了小荣，我写信第一个把这消息告诉了她，并给她寄了一些钱去让她做生活费和日常开支。
小荣是我当右派时唯一与我交往的年轻人，她不顾世俗的眼光，毕业后申请回到我所在的学校，与我一起教书，我们就这样结为了夫妻，我们相差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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