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民俗活动最丰富的节日之一，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节日。当我们细咂端午风物里的文化滋味，慢品端午记忆中的精神密码，一个饱含民俗趣味与家国情怀的端午佳节翩然而至。
粽香万里念家国。食物，往往连接着一份乡愁，代表了一种情结。中国人往往会用极具民族特色的食物，来纪念传统的节日。清香的粽子，吃的是人生况味，尝的是同一份民族记忆。
在中国诸多传统节日中，唯有端午节最具文化特质，又最具民间特性。从“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苏轼《六幺令·天中节》）到“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陆游《乙卯重五诗》），再到“独写菖蒲竹叶杯，蓬城芳草踏初回”（汤显祖《午日处州禁竞渡》），古诗词里记载了裹香粽、饮雄黄、赛龙舟、挂菖蒲、浴兰汤等端午习俗。这些独特的民俗活动，传承着千百年来中国人别有情趣的生活方式。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相传，吃粽子、赛龙舟等端午习俗，都与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忠直遭谗、投江自尽有关。
于是，在粽叶的清香之中，在龙舟竞渡的鼓角声里，我们总会想起屈原，想起那条承载着一段历史的汨罗江。
他峨冠博带、行吟江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他面容憔悴、悲愤怒吼：“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岸边的渔夫看到一位面色憔悴的老人站在江畔怒吼，任满头披发在日暮的江风中飘拂。他认出是屈原，问道：“这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何如此这般啊？”
屈原刚毅地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所以才如此这般了。”那个渔夫纳闷了：“举世都醉，那你为什么不醉一醉呢？举世都浊，你为什么不将就着浊一下呢？”屈原答道：“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整理了一下着装后接着道：“宁赴湘流!葬身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乎？”
穿过时空隧道，我们看到，一个身材清瘦但气宇轩昂的独醒人在江边仰天长叹！公元前278年夏历五月初五，屈原怀抱一块大石头，纵身跃入汨罗江水，结束了悲怆的一生。
一百多年后，杰出的文学家贾谊，来到了汨罗江边，面对滔滔江水，触景感慨，悲从心来，写下著名汉赋《吊屈原赋》。
屈原生前吟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愤世悲切的屈原，独醒尚笑的屈原，你的忧思难忘的情怀，跌宕不羁的风容，骨相难更的气质。而屈原的灵魂正如他的诗歌“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一样万古流芳。屈原也成了忧国忧民而遭奸佞嫉恨的国士之魂的象征。
回想中国诸子百家也好，文坛仙才也罢，再也找不出这样一位天纵奇才，身着峨冠博带，饱含满腔热情与文辞才华，正气刚烈，无论于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在那样一个天下纵横、朝秦暮楚的时代，始终如一的爱着自己国家的人。
一种风骨，一种理念，一种信仰，是民族的灵魂。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铁骨铮铮、以死殉道的屈原赋予粽子、龙舟等端午风物浓厚的家国情怀，承载着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感，让中华民族一次次历经磨难而重生。
贾谊品屈原，而后又有苏轼品贾谊。文人们品读前辈的作品，总是充溢着真情实感，闪烁着真知灼见，文化滋味余韵绵长，精神力量生生不息，照耀着历史的天空。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这样描写：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这文字大意就是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圣贤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
屈原是个部长级官员，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写诗的特长哼几句歌颂吾皇万岁的酸词换取欢心，得到提拔。退而求其次，他也可以不吭气做壁上观，保住名节也保住爵禄。
但是屈原没有这样做。他不断地给君王提意见，提建议，不管人家听不听，爱不爱听。从这点看，屈原不是一个世故的人。尽管事后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但是君王大都是只管眼前不管事后的，而且，假使被证明了谁对谁错，君王的无名之火更会有发泄的对象。
可悲的是，屈原生活的楚国，先后几个皇帝不但没有给屈原任何奖赏，反而将他几度流放。最后一次，长达16年之久。
屈原并不是不珍惜生命，“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何处买青春？”这是他的名句，说明他把青春把生命看的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悲哀和愤懑，为了唤醒君王和百姓，他毅然自沉。
放逐生涯中，屈原在充满悲伤和对国家、乡土眷恋的感情中，以震撼人心的语言和旋律，写下了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上伟大杰出的诗篇——《离骚》。诗中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古帝听其陈词，神灵与其对话，鸾凤任其使唤，虬龙为其驾车，椒兰成堂，芳草为佩，人神一体，气象万千，奇情异俗，令人目摇神荡。行吟泽畔的屈原，为后世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与《离骚》同旨的《九章》，无一不是中国古典诗歌领域里的一座座丰碑。
读着诗人回肠九曲的诗句，那断缯裂帛般的伤情，那碎玉焚卷般的愤懑，那怀瑜抱瑾般的刚烈，引我激动不已——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为了一位文化人的遭遇。
凡跳井投河，凡没顶自沉，用这种办法结束自己生命者，多为女性，多为弱者。屈原也好，王国维也好，稍后一点的老舍也好，作为软弱的知识分子，在压力下，在羞辱下，在无路可走，无以为生的绝境之中，这是最无奈，也是最无能的选择了。
王国维精通中学，深谙西学，擅长甲骨文，兼及诗词美学方面的高深造诣
王国维，精通中学，深谙西学，擅长甲骨文，兼及诗词美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为中国文人中的佼佼者
自王国维之后，自老舍之后，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生过别的什么作家诗人，什么教授学者，想法淹死自己的事情。
我想，可能一，汲取先辈经验教训；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么想不开。人天性的软弱，也许没法改变，但拿定主意不死，却是可以咬咬牙坚持住的，完全没有必要一死了之。
因为从历史的，传统的，薪火相传的文化角度来衡量，王国维精通中学，深谙西学，擅长甲骨文，兼及诗词美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为中国文人中的佼佼者，这样一位并非贩夫走卒，一般的中国文人。他跳进昆明湖，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真正称得上学富五车的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从此，有学问的文人，凤毛麟角，而“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半瓶醋的文人，“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化的文人，形成中国文化的主流。
屈原投江以后的一百多年，汉代太史公司马迁，埋头为这位自沉汩罗的诗人写传，膺服他的志，“其志洁，故而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不赞成他的这种自己设计的结局。
司马迁之所以高度评价屈原，这里面有自惭形秽的内心隐痛，因为他活得苟且委琐。所以，对于屈原的做法，值不值得死，有没有必要死，难道除死之外就再无生路了么？他虽然未置一词，但通过渔夫的嘴，说明他并不赞同这种式样的断然措置。因为，他本人曾经像屈原一样，忠忱爱国过，忧患元元过，赤心耿耿过，谠言铮铮过，不但没得到好的结果，更没得到好的下场。
但他却没有下决心像屈原那样轻易地就给自己画句号。要知道，天有多大，这世界就有多大；这世界有多大，人们的生存空间也应该有多大。这就是坚决活下去的司马迁，理解同情屈原的同时，又不以为然地描写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正是司马迁这支笔，记叙屈原的死，从此每年的这一天，成为全民的节日。他们用划龙舟的形式，用吃粽子的方法，来纪念这位诗人。在中国，一个文人的忌日，能成为举国上下的嘉年华，绝无仅有。
死了能被人记住，不容易，死了能被人怀念，更不容易；死了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次出现在活着的人的视野里。然而，除了王国维，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多数中国文人宁可学司马迁，也不学屈原。因为，在端午节的这一天，那些划龙舟的人，那些吃粽子的人，那些点雄黄酒，挂艾蒿的人，到底有多少真正去纪念这位中国第一诗人者，怕也是有限的吧。
也许这个现实，能使中国文人清醒，不就只有一个屈原，一个端午吗？所以，不死，至少不马上死，至少要活到那个希望你死的人死后才死，这才是正确的活法。
由于惜生畏死的缘故，中国作家的自杀率，要低于西方。形成这样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皇帝的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被整肃得太狠了；消灭得也太随意了。因而，物理学的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反倒激发了古往今来的文人，特别强烈的求生谋存的能力，只要有一丝活下来的可能，轻易不肯自绝于人民。
中国有了忍辱负重司马迁，这位无论怎样想不开，也要努力不死，绝对不想自杀，受天大的痛苦也要去著书立说的范本人物。
中国人最现实，天堂再好，哪怕顿顿吃葱扒海参，餐餐喝浓汤鱼翅，他也不会去的。宁肯有一顿没一顿的在人间熬煎，也不接受这张去天堂赴宴的请柬。这就是中国式的生存哲学，说得好听一点，叫“活着而且要记住”，说得难听一点，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活着，便是一切。中国文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真理，抛头颅洒热血者，不在少数。但更多的却能在万般劫难；次之，万般困难；再次之，万般刁难之下，苟存下来。其信条，说白了，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无论怎样严酷恶劣的外部空间，也要尽一切可能，求生图存，活着并且要记住，这才是人生最高诉求。
不是聪明人唯图苟活，而是聪明人懂得算账。也许只有王国维，只是为了“义无再辱”的那个“辱”，投湖自尽。用结束生命的办法摆脱了辱，同时也把他的珠玑文字，锦绣词藻，三坟五典，殷墟甲骨，随之沉于湖底的烂泥之中。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不来的。因此，中国文人之怎么折腾也不死，实在是了不起的一种精神。
司马迁，一个堂堂关中汉子，血气方刚，凭什么像一头猪那样，被按住了，活活地把那话儿给阉了，不就因为汉武帝那老匹夫，是他的主子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辱呀？当将他宫刑以后，像一个男人那样生活也不可能。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在蚕室里一头撞上墙去，弄死自己，而是忍受着创伤的折磨，和比创伤更痛苦的羞耻，埋头在一车一车的竹简中，著书立说。正因为他存活了下来，中华文化宝库里，也就有了这部不朽的《史记》。
设想，屈原在汩罗江边趔趄地站住，听渔夫的话，打道回府，当一个自由作家，不拿楚国的工资，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的作品就不会仅仅是《离骚》以及《九歌》、《九章》、《天问》等篇。王国维在颐和园长廊的尽头坐上一会，叫一辆黄包车，心平气和地拉回清华学堂，那他遗留在世的文集，就不是那几本《观堂集林》了。
对文人来说，功名，声望，褒誉，是暂时的，只有闪烁着你的睿智，活跃着你的思想，当然，还有流露着你的才华的作品，才是永久的。这也是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康雍乾那些强大帝王的原因。
司马迁也是好不容易才明白的。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到，也是在他《报任安书》中强调的，“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他这种“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苟活”哲学，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
虽然这种样子的“苟活”，缺乏最起码的抵抗和斗争，有点消极，尤其会被当下革命同志瞧不起。若从大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不死而且活着，应该承认，那倒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这种尽量使生命延长的做法，是以时间在我的优势，换取空间在你的劣势，绝对是中国文人的聪明之举。
拿鸡蛋跟石头碰，石头无损分毫，鸡蛋却是要粉身碎骨的，这是封建社会里的文人与统治者的相处之道。因为石头有一种磕碰碾压鸡蛋的嗜好，努力避免发生这种状况，便是智者的抉择。倘若鸡蛋完整地存留，孵化为鸡，鸡后有蛋，蛋后有鸡，如此往复，以至无穷。石头，只不过是石头，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章，那一节。作为鸡蛋的文人，也许搬不开它，但当历史掀过这一章，这一节，时间和空间便统统划归“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范畴里了。
一枚粽叶、一江龙舟、一个爱国诗人，端午节将自然、礼俗与情感融合在一起，演变为中国人流传千年的衣食风俗、生活方式和文化记忆。
文章结束时，我想起语言学家谭如为的《端午节有感》：
黄钟毁弃，雷鸣瓦釜；文人噩运，鱼肉刀俎：
每临端阳，瓣香瑶圃；思接千载，徜徉江浒；
靳尚媚上，郑袖善舞；台榭山丘，屈平不腐；
长吟离骚，诗魂翘楚；美人香草，比兴媚妩。
后昆垂范，前贤踵武；砺我精神，生气虎虎；
浩然正气，流芳千古；佳节永志，屈子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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