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话我们都听过，至今仍然是礼教吃人的铁证，《祝福》里的祥林嫂，就是因为自己的“归属问题”，郁郁寡欢而死。还有《儒林外史》里的王玉辉，对于自杀殉夫的女儿，不仅喜形于色，还连连称赞，“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
现在有些人要为这话翻案，就说其实它是针对男子而言，又说说这话的程颐，就对寡居侄女的改嫁表示赞赏，可见不能上纲上线，再不然就是从经济学角度辩解，传统社会寡妇改嫁，财产尽归异姓，没有了自主权，最后还可能饿死，两头落空。
其实所有这些，用孟子的话说，叫做遁辞知其所穷，用鲁迅的话说，要么是糊涂透顶的读经的笨牛，要么就是别有用心，刻意无视儒学作为阔人的招牌。
今天要介绍的这话的原作者程颐，就是“笨牛”中的一个，由于他不了解后来的历史，相较起来还更情有可原。回顾《二程遗书》（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里原文：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娶，如何？”伊川先生（程颐）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可以说无可辩解，令人窒息。把夫妇间的道德义务推向极致，且由于男女不平等的历史事实，女性实际上默默承担了全部。
程颐（1033年－1107年），字正叔，北宋洛阳伊川（今河南省伊川县）人，世称伊川先生，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与其胞兄程颢共创“洛学”，人称“二程”，为理学奠定了基础。
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能指出，这不完全是一个“义利之辨”的哲学问题。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在万恶的旧社会后期，“节操”越来越向弱者操刀，以理杀人渐为常态。
01
关于程颐的那些事儿
那么程颐为何会这样说，这其实和他性格的偏狭不无关系。邵雍对程颐的批评最为中肯，在他临终之前，程颐问他是否有遗言，邵雍举起两手示意，“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耶？”
邵雍（1011年1月21日－1077年7月27日），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人又称百源先生，谥康节，后世称邵康节，北宋五子之一，易学家、思想家、诗人。
有人曾问程颐：你每天如此严谨，是不是活得很累啊？程颐说：“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程颐讲自己禀气弱，小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到三、四十岁的时候气开始完聚，而越到年纪大，身体越健康，这就是长期谨于礼的结果。
到晚年的时候，他的精神境界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但是从宽容、博大的角度上看，始终是不如程颢。所以程颢说：“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
在尊严师道这个方面，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程门立雪。有一天杨时跟游酢两个人陪着程颐，程颐瞑目静坐，游、杨二人侍立在旁不敢擅动。不久天降大雪，雪深将近一尺的时候，程颐才睁开眼睛，说：怎么还不离开啊？两个人才敢离开。这时游、杨二人都已经进士及第了。
程门立雪
而程颢天资聪颖、胸怀洒落，比起程颐自是不同。他有个弟子叫谢良佐，早期是追随程颢，后来又追随程颐学习。谢良佐一说话就引经据典，有一天又在那儿掉书袋，程颢就说：“贤却记得许多”，你还记得真多啊。谢良佐当时汗就下来了。
程颢真是善于教化，不用声色俱厉，随便一句话，就能警醒他人。而程颐终身不开玩笑，真是一个谨言，以致于会抱怨邵雍临终开玩笑。人家临终开个玩笑怎么了呢？他觉得这不行，这个时候你应该严肃地跟我们谈谈哲学。这种谨言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对哲宗教育的失败。
举个例子，皇上要放暑假，一放三个月。放暑假不是应该的吗？程颐说那不行，三个月不亲近大臣、不亲近儒生，接触的都是什么嫔妃、宫女、太监之类的，都是小人，接触久了怎么行呢？
程颐最初上课的时候，宫女、太监们都在旁边听，很仰慕的，等听到程子总是说太监、宫女这类人都是小人的时候大家就散了，这些人有了敌对的情绪整个氛围就变了。为什么不能多些同情和包容呢？你非得让小皇帝多亲近儒生。难道不知道距离产生美？你让他少见，他就想见；你让他天天见这些大臣、这些君子，他就烦了。重要的是见面的时候你怎么去教。
在教育小皇帝的时候，程颐是真不会教啊！小孩儿你应该这么教么？有一天小皇帝正听课，突然一时高兴，就起来折了一根树枝。程颐见了，立刻训斥：“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
02
程颐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
由于程颐的这种性格和态度，他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了形上形下的区分，这种张力构建起了巨大的哲学思想空间。
在此之前的哲学家，也都有形而上、形而下的区分，但是并没有将其作为严格的概念强调出来。程颢虽然也讲形而上、形而下，但是他的思想过于圆融，以至于非常多的重要问题根本没有办法伸展。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爱讲圆融这个词，圆融有的时候是一种境界，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糊涂。关于形而上、形而下，明道说：“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分得挺清楚的。
但他接着又说：“须著如此说”，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分形上、形下，只是因为必须这么说而已。显然，在程颢看来，形而上、形而下是不能这么严格分开的。只是在思辨的层面上，可以讲形而上、形而下。
程颐在这个地方与程颢有很大的不同。程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我们知道是《易传·系辞》里的话。这句话容易让人误解，以为阴阳就是道。
但是阴阳已经落入到器这个层面，已经是有分别的了。有阴有阳就不再是一，是二了。一旦是二，就有分别；一旦有分别，其实就已经不能是形上层面的了。有了阴阳，就有刚柔，有阴阳、有刚柔，终始、聚散、幽明也就出来了。
进一步地，消长、生灭、成毁也就产生出来了，就不再是形而上的了。所以他说：“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程颐认理、道，或者说形而上者，是一阴一阳的所以然，也就是一阴一阳背后的根据。通过“所以一阴一阳，道也”这样的分析和强调，程颐构造出了明确的形上、形下的分别。
形上者是不是空洞、无内容的，是不是一个纯粹的无？当然不是。实际上程颐特别强调天人一理，特别强调形上、形下的一体，所以他有一段话是这么讲的：“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
他特别喜欢强调这个“冲漠无朕”，即没有任何的象状、征兆。虽然“冲漠无朕”，但“万象森然已具。”作为一阴一阳的所以然，它显然是无形无象的，是真正的形上者，但是其中“万象森然已具”，其实万象已经在其中。
“万象森然已具”，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了一点：形上者不是没有内容的空无。因为如果形上者是没有内容的空无，那也就意味着形而下的事物的那些丰富的层面就完全没有了形上的根据。
正因为程颐强调形上形下的分别，强调“一阴一阳”不是道，“所以一阴一阳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才直接引申出后来朱熹那样一个规模宏大的讨论。
《中国哲学十五讲》
作 者：杨立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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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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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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