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集。唐人选唐诗中有的选录杜诗，有的并不选录杜诗，这种情况是杜甫研究的重要命题，对此学术界已有较深入研究，张忠纲先生、陈尚君先生都有专文讨论杜诗早期流传情况，现有的研究结论基本可信。杜诗在不同选本中入选与落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杜诗早期认识与传播的某些特点，其原因和影响尚需“细论”和分梳。
根据与杜甫的关系，现存唐人选唐诗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在杜甫出生之前编选或中唐以来编选却具有特定编选目的（诗人身份、籍贯或某种主题、限定时间）的诗选，如《翰林学士集》《珠英集》《搜玉小集》《国秀集》以及《丹阳集》《御览诗》等，它们都不选杜诗，其原因清晰明确，不涉及杜诗评价，这里不予讨论。第二类，中唐之后通选本基本上选录杜诗。如顾陶《唐诗类选》和韦庄《又玄集》选录杜诗，而唐末韦縠《才调集》虽不选录杜诗却承认杜诗成就，其序解释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为什么中唐之后选本普遍选录杜诗？这当然是因为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中唐已经确立——虽不及在宋代几乎被推尊为诗史第一人的地位。第三类，以杜甫同时代作家作品为收录范围的三种诗选，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和主潮，《箧中集》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动向，这些是当时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杜诗亦在这三部诗选入选范围之内，却都先、后意外落选。原因何在？
《河岳英灵集》是被认为最能代表盛唐诗歌理想的诗选，盛唐诗坛重要人物基本入选其中。其序称其收诗起于开元二年，止于天宝十二载，而这个时间正与杜甫创作前期重合。杜甫当时诗歌创作数量也不少，却没有引起诗坛和殷璠的注意。除了进入长安较迟、年资不深这一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原因应是杜诗本身问题，即其内容、艺术风格和当时主流风尚并不一致。如深受今人赞美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借写景而喻时事乃至“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的高自标置，反而不如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人的即景写实、淡定优雅，杜诗“沉郁顿挫”风格不太符合殷璠气象高华、“风骨”与“声律”兼备的要求。另外，殷璠所谓“风骨”不仅是对诗歌内容的要求，也是对作家人格、气质的要求，杜甫为出仕所逼迫到处干谒，奔竞权门，甚至不惜巴结权奸，且其自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寒酸，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也情不自禁诉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之艰辛，这种作风显然无法为殷璠所能理解和接受。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终老于江湘，正是杜甫创作高峰，在杜诗佳作不断涌现之时诞生的两部诗选《箧中集》和《中兴间气集》中却仍难觅杜诗踪影，原因何在？元结于《箧中集》序虽称“尽箧中所有，总编次之”，其实并非没有严格的入选标准。元结序主张“雅正”，肯定入选作者“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元结文学思想明显是盛唐“别调”，并非主流，正好和杜甫比较接近，然细审之，杜甫其人其诗并不完全吻合其选人、选诗之标准。杜甫曾为左拾遗，并非“正直无禄位”“忠信而久贫贱”者，且杜诗主题与单纯歌咏个人苦难也不一致，他们关注个人疾苦，而杜甫则忧国忧民，杜诗虽歌咏个人苦难，但往往推己及人，这种精神正是杜甫超越《箧中集》诸子之处。因此，杜诗和《箧中集》诗人同中有异，反映出杜甫与《箧中集》诸子人格境界的深刻差异。据卢燕新考察，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完成于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左右，其选诗的起止时间为“起自至德元年，终于大历暮年”，是书时间与体例明显上继《河岳英灵集》，进入《河岳英灵集》的盛唐诗人如孟浩然、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皆不再入选。高氏自序选诗标准为“体壮风雅，理致清新”“朝野通取，格律兼收”。杜甫去世于大历五年，其创作激情之火亦燃烧至其心跳停止，其时和《中兴间气集》所收诗创作时间交叉，杜诗却没能入选《中兴间气集》，这显示出“沉郁顿挫”的杜诗受京城与江南两地崇拜盛唐气象高华诗人群的一致冷落。杜诗被《中兴间气集》与江南诗人群冷落，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诗歌理念、诗歌内容与风格的巨大差异——卧病江湖感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吟咏“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杜甫哪能看到“中兴”气象？此外，人际交往的限制也不可忽视。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漂泊蜀中，远离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也与活跃的江南诗人群体存在巨大时空阻隔和社会身份的高低落差。樊晃在江东手编《杜工部小集》的具体原因尚没有合理解释，只能视作一个例外。樊晃的记载显示杜诗传播面有限，一直漂泊水上、寄人篱下而不得的杜甫又没有广泛的人际活动圈子，“江左词人”自然没有机会读到最新的杜诗，更不会给予好评，而高仲武晚至杜甫去世近二十年后编成《中兴间气集》，其立足京城诗坛重审大历诗史，杜甫则不仅是大历诗坛的“边缘人”，更成了“过气”的古人——杜甫暮年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的无限慨叹，显然是回顾了平生被主流诗坛忽视甚至轻视的基本事实。
早期唐人选唐诗中杜诗的落选，不仅是殷璠、元结和高仲武个人的问题，也是时代的问题：《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代表当时诗坛主潮，杜诗的落选表明其与时代主潮相对隔膜的关系。究其原因，既有诗风（与《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代表的主流诗风）以及人格观念（与元结）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今天看来仍十分明显，也受到时空与抄本条件导致的传播局限、人际圈子局限。虽然任华、韦迢、樊晃的好评以及戎昱的学习，表明杜诗正逐渐扩大传播与影响，但是，他们并不代表诗坛主流的评价。杜甫从生前到身殁短期内未被主流诗坛所理解、认可，根本上是因为其思想高度超过其同代人，其诗歌创新超越其时代。对杜甫这样伟大诗人的认识，对杜诗这样“精金美玉”的认识，在人际交流不足且纸本传播有限的历史条件下，就需要经受时光的检验、打磨以释放其耀眼的光芒。虽然同时代主流诗坛和重要诗选忽视杜诗从而迟滞杜诗传播与影响的扩大，但在杜甫身后不到三十年，他的诗作很快就迎来真正的知音，得到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推崇。
（作者：吴怀东，系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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