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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狱后，他们做起了殡葬师
范三左手食指上戴着一枚深褐色琥珀戒指，那是朋友送给他“辟邪”的。
自今年8月份开始，52岁的范三成为沈阳的一名殡葬师。他的日常工作，是为亡者净身、穿戴好寿衣放进纸棺，再送至殡仪馆火化。同时，还为家属提供出殡、净宅等“一条龙”殡葬服务。
范三个头高高，体型中等，架着一副黄色偏光眼镜。
在此之前，范三有另外一个身份：重刑刑释人员。2013年最后一次出狱前，他曾先后五次入狱，共计在监舍度过23年人生。
这个年轻时靠打打杀杀过生活的男人，现在口中最常出现的词是“服务，让家属满意。”
范三所在的是一家叫“妈妈送你去天国”的殡葬连锁门店，在沈阳共有三家。和范三一样，在此工作的十几名员工都有过十五年以上的服刑经历。
这些悬挂着“中国首家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招牌的门店，得到了法学界一些学者专家的支持和鼓励——甚至被看作是重刑刑释人员出狱后的一次就业探索实验。
在遗留人间的最后时刻，“范三们”给予逝者体面和尊重。这是大多数普通人不愿涉足的特殊行业，却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生路。
有人在此获得安稳的生活，也有人将此视为人生还罪的自我救赎。还有更幸运的少数人，重拾回曾经不敢奢望的爱情和家庭。
范三左手食指上戴着一枚深褐色的琥珀戒指——那是朋友知道他做这行，特意送他“辟邪”的。
“他们来了，我就心安”
12月1日凌晨两点零九分，一位直肠癌晚期患者被医院宣告死亡。
护士撤下了最后一根输液的导管。刷着淡绿色油漆的急救室里，只留下那具被病痛折磨到干瘦的男性身躯。没了气息后的遗体透着蜡黄，口部张开，保留着佩戴呼吸机时留下的姿势。
逝者的姐姐靠在门外的墙边泛泪，把屋内的空间让给了匆匆赶来的殡葬师。
辣椒剪开了逝者的病号服，从身上缓缓褪下。接下来是净身。
浸润了高度白酒的白色毛巾从脸部开始擦拭，途经胸腹部直至脚部。每一处都要细细顾到。空气中满是烈酒的味道。
为逝者翻身，至少需要两名男性殡葬师互相配合，辣椒这次的帮手是亮子。辣椒的媳妇儿也上手帮忙，取来卫生纸和尿垫做紧急处理。
净身完毕后，殡葬师给逝者换上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款寿衣。寿衣是有讲究的，衣服4层、裤子3层，总数算起来得是单数。鞋袜穿好后，还要用细细的红线固定住逝者的脚部和双手，放置于金色花纹的薄被上。装饰性的首饰和口金放置妥帖后，再盖上银色的缎面被单作为结束，俗称“铺金盖银”。
凌晨，沈阳463医院的走廊安静极了。这位50岁的患者生命终结时，只有他的姐姐在旁。看得出来，她有些害怕，戴着浅蓝色的口罩，全程都没敢踏进最后的病房。
辣椒和亮子赶到时，她低声对一旁的护工说了一句，“他们来了，我就心安。”
这是辣椒从事殡葬行业的第四年。过去几年中，有一千多位亡人在人间的遗留时刻由他完成。当他工作时，专注、肃穆、手脚麻利，给予逝者最后的体面和尊重，你很难把辣椒和他过去的“亡命生涯”联系起来。
这个行业，常年与死亡和尸体为伴。外人印象中，除了天然的恐惧感，还有传统观念中的忌讳。
殡葬的买卖并不好干。殡葬师每天需要往返于医院的各大高危病房，有时还要在家属不理解和嫌弃的言语中学会转圜。
比起家属的冷语，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场面，更让人从生理上本能地反感。
比如说冷冻后的遗体，人类的躯体不再柔软，光是脱衣服就耗费大量心力；尸检结束后，冰开始融化，遗体变得湿漉漉，穿衣又是一道难题。
殡葬师把穿戴好寿衣的遗体抬进纸棺中。
殡葬师杨平在夏天处理过一具去世了好几天的高腐尸体。净身的毛巾刚沾上遗体就开始掉皮。腐尸的味道实在太浓，在场的人包括法医、警察都跑出去呕吐。干完这趟活的好几天，杨平都没吃下饭。
铁球接过一个“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活儿。在医院里的一个小屋，那位逝者因为长久以来的疾病内脏腐烂，净身时嘴里、眼睛、耳朵开始往外冒蛆。
“我哇哇吐，”但活儿还得接着干，他和同伴戴上手套，硬是拿白酒往里灌，才遏制住那惊悚的场面。
这份工作的最难之处，便是要同时克服生理上的反应和内心的恐惧。但大多数殡葬师说没想那么多，他们说服自己，“人生老病死很正常，就当他睡着了。”
“我们这些底儿潮的人”
有过案底、进过监狱的人，在东北话里叫“打过罪”，“底儿潮”。
年轻时，大家管范三叫三哥。按范三自己和一些知情者的讲述，二十来岁的时候，三哥手底下的资产已经囊括：两家塑料厂、两家饭店、三台大解放汽车和日进千元的存折。
就像电影《江湖儿女》中廖凡扮演的“斌哥”一角，那时，靠义气混世便能赢得尊敬。
范三说，自打幼时父母离异，他从小被大孩子欺负，便学会“以暴制暴”，而冲动之下，就极易引来祸事。
自1990年他第一次入狱，“就像打开了这扇门似的，”此后几十年，范三牢狱之灾未断过。
范三，52岁。年轻时，大家管范三叫三哥。在80年代的抚顺，三哥算得上是号人物。就像电影《江湖儿女》中廖凡扮演的“斌哥”。持枪伤人、抢劫、盗窃等，共入狱五次，服刑23年，2013年出狱。
在一众罪名中，打仗（当地方言，指：打架）通常是入狱最多的原因。
亮子就是在打群架时捅死了人，一把沾血的刀最终换来15年刑期。
铁球也是用刀，他带着十几个人冲进歌厅，群殴中结束了对方生命。而这场冲突的起因，是为争夺同一个女朋友。
在一家游戏厅，辣椒因小事和一个人“吵吵”起来，对方甩出几句极脏的话，惹毛了他。“我这辈子最反感的就是骂我妈。”辣椒用一支五连发猎枪朝对方连开三枪，被判死缓，从看守所转到凌源二监，“差27天到20年。”
但并非所有人都曾有“混社会”的经历。杨平出事前，就是一个生活在沈阳法库县城的普通农民。
1996年，29岁的杨平骑着自行车回家途中，和一个赶驴车的路人发生口角。小争吵升级成打架，他掏刀捅死了对方。
赶巧的是，这把致命的刀是他刚从集市上买的，只因出门前父亲交代他，“今年羊不好卖，买把刀回家把羊杀了卖羊肉。”
服刑结束时，当年的大小伙子变成了被规范行为的中年人，皱纹、白发甚至伤病也一起留在了身体中。
在监狱的日子，他们失去的不光是自由和健康——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对父母和家人的愧疚。有人失掉了双亲，连离世前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有人失去了妻儿，原本幸福的家庭按下中止符。
但不管过去他们姓甚名谁、因何事入狱，这些曾经“底儿潮”的人，如今做着同一份工作。
在殡葬门店里，工作氛围有一种奇妙的融洽感，员工与员工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人需要隐藏过往，也不存在谁看不起谁。
说起来，这终究是一份普通人不大愿意涉足的行业。扎根在沈阳各大医院附近，凭借服务积累的口碑和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收费策略，为“范三们”打开了生路。
重生的困惑
在成为殡葬师之前，“范三们”都曾走过一条坎坷的回归社会之路。
自立首先得解决生计问题。但无论是商场保安、餐厅服务员、建筑工地的泥瓦匠，还是网约车司机、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只要是正规招聘，最基础的工种也都需要一纸公章：无犯罪记录证明。一旦有过前科，便无法从公安机关开具。
为此，出狱后的那几年，刑释人员想要生活下去，只能从一些不太正规、可以规避掉要求开具证明的临时性工作中选择，其中不乏一些灰色产业。
回到老家农村后，杨平在村子里找一些彩钢、泥瓦匠的活儿干。村里干活没有那么多限制，但临时工看天吃饭，收入并不稳定。
陈月生告诉记者，他出狱后经历过很多被拒绝的时刻。
刚回家时，他尝试过卖水果、卖菜，都没赚到钱，也没固定的地方住。生活不下去，他去街道社区寻求帮助，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恳请对方，“我低保都不要了，就供我一顿饭都行。”
去年，亮子曾南下广州，在一家湖南老板开的服装厂负责熨烫。后来生意衰颓，老板跑路。一众工友提起了劳动仲裁，但最终只领回两千多元的象征性补偿款。
还有一些人，变成了催债公司和高利贷公司的马仔，把自己再次置于高风险的环境中。
社会的歧视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但可见的生路实在有限。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继续萌生犯罪的念头，通过暴力的歧路获取钱财，重返监狱。
2014年，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月刊曾刊登署名为“应培礼”的文章《论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制度排斥》。文章中统计了当时对刑释人员制度排斥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共计362部。
排斥的首要领域是就业，其次是户籍。
论文中梳理出过去二十年中对刑满释放人员制度排斥的特点，比如限制期限动辄终身，限制范围动辄全部。
阻碍并不止于此。大多数刑释人员经历的这段“被隔绝的人生”，恰巧是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二十年。
世界变成了他们陌生的模样。
辣椒入狱时，还是上世纪90年代，五年前回到家，他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坐公交车，以为“上车就有售票员，给钱就行”。后来才知道，“得从前门上车，投币刷卡。”
听朋友说起视频电话，他不敢相信，“瞎说啥呢，拿电话还能看到人？”90年代，他印象中最高档的通讯工具就是大哥大和BB机。
至今，他们中仍有人学不会手机拼音输入法，只能依靠手写体。
北京工业大学法学教授张荆认为，长久的牢狱生活很容易形成“监狱人格”，懂得服从，但难以在社会自立。
他给出一组数据：在犯罪学界，有公认的二八定律：社会上80%的犯罪是由20%的人实施，一个人可能重复实施了多起案件。而帮助这20%的人走上正轨，成为降低犯罪率的关键。
张荆的观点是，监狱对罪犯的行为规范起到了作用，但社会仍然有责任提供对刑释人员的福利、帮助和自立教育，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能降低重新犯罪率。
“出狱之后，他们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一个平等的人，”张荆呼吁，除了幼师、国家保密部门等特殊职业可以限制有前科的人员进入，其他职业领域应当适度给与松动的空间。
20世纪80年代我国公布的《罪犯改造白皮书》认为，我国的重新犯罪率长期控制在8%以下，但张荆表示，犯罪学界的学者调研显示，这一数据应当在15%左右。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皮艺军提出关于控制重新犯罪率的思路：共生与调控。
皮艺军认为，我们面对罪恶，不应只抱有锄之殆尽进而后快的义愤和天真，而要准备好用理性的心态与罪恶共生，将社会罪恶调控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下——这不仅需要司法的强制力，也考验社会成员的宽容和智慧。
比如，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以用适当减免税收的方式，鼓励企业家接纳有前科的刑释人员到自己的公司就业。
“是否可以无歧视、无偏见地迎接那些失足者重归社区，”皮艺军提出，“让他们不再是‘他们’，而是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一次探索实验
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正在沈阳开启的“妈妈送你去天国”殡葬门店项目，被看做是一次接纳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探索实验。
“妈妈送你去天国”，其中的“妈妈”是指项目的发起人，66岁的付广荣。
付广荣在当地的公益人圈子颇具名气。二十年来，她陆续抚养了多名无家可归的孩子，也因此被称为“付妈妈”。
“当初就是看到这些女犯出狱后生活艰难，才想着能不能做点什么帮助更多的刑释人员。”付广荣说，她想到了一条路径：把公益与企业相结合。就是现在“妈妈送你去天国”这种项目的模式。简单来讲，她去找愿意投资开殡葬门店的企业家，为对方介绍合适的刑释人员作为员工。
付广荣在给重刑刑释人员做“思想教育”宣讲。“付妈妈”的殡葬项目在重刑刑释人员中传开，全国各地都有人前来投奔，也有一些志愿者（右下一）参与到项目中。
从八月份至今，三家殡葬门店在沈阳开业。每家店铺都不大，30平米以内，选址都在沈阳最有名的大医院附近。
门店招牌都是统一的。深蓝的底色，除了门头上的“妈妈送你去天国”，上面还有一行金色的小字：中国首家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每家店铺内的墙壁上也挂着同样的金色招牌。
落款题字的是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学家夏家骏。事实上，这个创业项目得到了国内法学界一些学者、专家的支持和鼓励。
59岁的王明秋是辣椒所在门店的老板。
这位妆容精致、打扮入时的女老板也曾有过犹豫。一方面，是她对殡葬行业不了解，多少也有点忌讳，“过去看到这样的店都避开走”；另一方面，想到员工都是“坐过牢的人”，她从未和他们打过交道，“心里没底。”
王明秋说，后来付广荣多次找到她，向她讲述开店的社会意义，她被感动，便答应下来。
每家店铺的老板要负责店铺的租金、货物成本及员工工资，自负盈亏。
截至目前，三家殡葬店陆续安顿过近二十名走出监狱的刑释人员。随着殡葬店的名气逐渐在刑释人员的圈子里传开，许多出狱后无法找到工作的人慕名而来。
比如钱亮、铁球、范三、杨平，都是通过辣椒介绍而来。
他们大多通过此前相熟的狱友介绍，或是拨打付广荣开设的电话热线前往此处。目前，已经有70多名全国各地的刑释人员报名，希望能得到就业安置。
下一步怎么发展？付广荣的规划是，先在辽宁省各大城市拓展殡葬门店的业务，吸纳更多的企业家和刑释人员参与。等未来形成相当规模后可向全国复制推广，并且可以利用刑释人员在狱中学到的技能，开设寿衣制作厂和骨灰盒厂等产业，形成产业闭环。
但当下就有更现实的问题亟待解决。
比起大量等待安置的员工，要找到合适的老板并不容易，第四家门店的开业暂无具体时间表。行业特殊，员工特殊，顾虑自然就来了。“很多老板并不想和刑释人员打交道”，付广荣说，最关键的是“得认可做这件事的社会责任。”
等待被救赎的心
稳定的收入和生活，是曾经的“亡命徒”能安心扎根的第一步。
殡葬师的工作有保底的薪资，如果勤奋肯干，能按每单利润的30%提成获得额外收益。
目前，这些已经正式上岗的殡葬师大多能拿到的月薪在四千至万元不等，业务极其出色的员工，最高月工资曾拿到两万元。
辣椒技能娴熟，是很多新手殡葬师的师傅，他就是那个曾拿到月薪两万的“业务能手”，还因此重拾爱情和婚姻。
媳妇儿小狮子比他小14岁，从医院的电梯员转行干起了殡葬，一来二去认识了辣椒。
“那会儿也没想这么多，搞对象要钱没钱，人长得也磕碜，啥也没有，还打过罪服过刑，”最初，辣椒压根没抱希望，寻思“能跟我吗？”
父母不同意，小狮子就先斩后奏，拿着户口本去民政局领了证。
夫妻俩就住在殡葬店的内间。简简单单的一架高低床，上层放着生活用品，下层床铺全都换上了喜色的床单和被罩。
靠墙那头，是一幅结婚时拍的婚纱照：辣椒还是不爱笑，一只手搭在妻子肩头。小狮子穿着湖蓝色的抹胸礼服裙，笑着露出了牙。他们还一起养了一只叫“小年儿”的泰迪狗。
辣椒，47岁。1993年在游戏厅与人发生口角，朝对方连开三枪 ，被判故意杀人，死缓，服刑20年。出狱后认识现在的妻子小狮子。
一个曾经为了义字亡命闯荡半生的男人，就这样被爱情收服了。
他收起了往日暴躁的脾气，做事前先想想“家里有个惦记的人”。用积攒下的几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别克商务车，用作殡葬头车，继续拼命赚钱。他开始学着疼人，早早起来熬好粥再叫她起床，甚至在考虑攒钱买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写她的名儿，别苦了她。”
铁球的对象也谈得艰难。2012年出狱后，他在一场饭局上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长达五年的恋爱长跑后，两人于去年的5月20号结婚。从此，无名指上多了一枚银色的婚戒。结婚时，两个人都没有钱，靠妻子刷信用卡办完仪式。
谈恋爱时，有一回在朋友的饭局上，他喝多了骂人，媳妇当着所有人面“给了他两个大嘴巴子”，铁球一句都没吱声。“我就能做到这点。”他知道以自己的条件，找个媳妇不容易，也倍感珍惜。
如今，命运赐予了这个男人更珍贵的礼物，妻子已怀孕四月，他将拥有自己的孩子。
能找到合适对象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是不敢找。经济能力不达标，他们怕给不了对方想要的生活，房子、车子、彩礼，随便拎出一项就能让他们沉默。
“我还是那句话，人先立业，后成家，”陈月生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出狱人员，“作为男人，难道还让人家养你？”
他现在想得通透，就是憋着一口气，“让社会看看我们并不是废物。”也有人则将此视为积德，他们的想法是，“以前做过的坏事，就通过这个来弥补吧。”
但并非所有顾客都能坦然接受这份“赎罪”。即便到了今天，这些刑释人员在与逝者家属接触时，也不敢主动谈起自己的过往历史，他们怕被瞧不起，更怕对方介意。
就在上个月，一位来为父亲买骨灰盒的家属进到店里，前半程都聊得挺好。一抬头看见了墙上挂着的“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牌子，试探着问陈月生，“大哥，你们这是……”
陈月生有些不好意思，只能尴尬笑笑，搓着手朝对方点了点头。
在内心深处，他们情绪相对敏感，也渴望被认可，特别需要那些能与过去的自己做切割的评价。
“很在乎，相当在乎，尤其像我们这种人，”亮子觉得，他最希望别人眼里的他是这样的人，“你看那个出来的，挺老实，不像打过罪。”
（文中刑释人员姓名均为化名）
文/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图/新京报记者 浦峰
编辑 胡杰 校对 郭利琴
二、中国第一巨人鲍喜顺，不顾医生忠告冒险生子，如今儿子身高多少
鲍喜顺被称为“中国第一巨人”，他身高2.36米， “手掌像蒲扇，双脚像小船” ，光是胳膊的长度就有一米多，寻常人的头顶只能够到他的腰间。
他经历半生坎坷， 却在57岁时，娶了一个比他小28岁的娇妻。
妻子的身高有168cm，但两人站在一起时，依旧有着70cm的身高差,还不顾医生的劝阻，执意生下了一个儿子。
那么，儿子如今怎么样了呢？身高又是多少呢？
2006年，抚顺皇家极地海洋世界里的两只海豚，因为误吞玩具球而出现了生命危险。这个球长10cm,宽6cm,刚好卡在了设备够不着的地方，让医生十分为难。
眼看着乖巧的海豚越来越虚弱，消化科的主任朱晓玲无奈地叹息道：“就差一点啊，要是手臂能长到一米长就好了。”
因为从海豚的嘴巴到胃部，刚刚有一米长，那样就不用器械了，伸手就能取出来。
这话让采访过“巨人”鲍喜顺的记者一下就有了主意，立刻就给这唯一一个手臂有一米长的人打了电话。鲍喜顺原本马上就要去参加央视的综艺节目，可接到消息后，还是选择了先救海豚。
然而，异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取。就算包裹住了海豚的牙齿，双臂抹上了大量的润滑油，鲍喜顺也依旧反复了四五次，把手臂磨得通红才取了出来。
他成功地拯救海豚的消息传开后，得到了同乡女孩 夏淑娟 的青睐。经过媒人牵线，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2007年7月12日，在亲朋好友和一百多家媒体的见证下，两人举行了婚礼。此时的鲍喜顺已经57岁了，妻子也有29岁。
如果想要孩子，也有不小的生育风险，再加上他们一个高2.36米，一个高1.68米，测算出的孩子身高能达到2.2米，所以医生一直建议他们放弃生育。
可这对恩爱的夫妻却并不觉得身高会成为问题，还是坚持要生下一个孩子。
一年后，他们的儿子以8斤4两的重量出生，比普通新生儿大了整整一圈，孩子的身高也因此备受关注。
说起身高，人们大多都会想到姚明，但鲍喜顺却比姚明还要高10cm。一般来说，这样的身高是最适合打篮球的，鲍喜顺也曾有过一个篮球梦，
只是没想到，近在咫尺的梦想会沦为泡影。
他本是内蒙古赤峰人，出生于1951年，在家中的时候五个孩子中排老三。因为家庭条件有限，他10岁才上学，小学没毕业就回了家。
踏入青春期以后，各家各户的孩子都开始长个，鲍喜顺的身高也一天一个样。刚开始，大家还没觉得奇怪，可到了15岁那年，他的身高就开始有些不对劲了。
按理说，长身高是需要有充足的营养的，可他们一家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一个月也没有几天是吃饱的，他的个子却涨得飞快，
很快就超过所有的同龄人，长到了一米九。
据鲍喜顺说，那时候家里没有多少米，在家吃饭时，他都是省着吃的。如果让他放开了吃，他一顿就能吃一斤米。过不了几天，全家人都要喝“西北风”。
为了能填饱肚子，他在务农之余，会借着自己的身高优势，通过给别人帮工来挣钱。因为手脚长、力气大，别人搭梯子的功夫，他已经伸手做好了。
若是身高不再长，他也许还只是一个“大高个”，也许还能平淡地生活下去。然而天不遂人愿，鲍家越是不希望他长，他的身高就长得越快，一点停下来的迹象都没有。
睡觉时只能蜷缩着，上街时，他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异类”，只要一走进人群，他就会被人盯着看，耳边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闲言碎语。
不仅如此，他还因为身体的负担比一般人要大，又日夜工作，在20岁那年就患上了风湿关节炎。每逢变天的时候，关节就疼痛难忍。
父母看他疼得整晚，就卖掉了家里最好的一只羊，带他去沈阳的大医院看病。普通人的身高大多都在1.8m以下，只能够到他的腰，走在大街上，就算他弓着背、低着头，也依旧惹人注意。
他尽力不去在意别人的目光，却不知，有一个人正隔着数百人的人群，急匆匆地向他赶来。 冷万举
是沈阳部队里的篮球教练，原本只是顺路经过，可他一看到鲍喜顺，就惊喜得什么都忘了。
拉住鲍喜顺就告诉他，希望他去打篮球。 鲍喜顺第一次被人用欣赏的目光看待，惊喜之余，心酸也涌上心头。
他没有因为机会难得就隐瞒病情，反而克制地小退了一步，表示自己有风湿病，来沈阳也是为了看病。
看他这么实诚，冷万举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并让他放心，告诉他篮球队会免费帮他治病。面对从天而降的机遇，鲍喜顺毫不犹豫地地答应了。他只觉得，自己终于等到了苦尽甘来的时候。
1970年，他顺利进入了军区篮球队，穿上了量身定制的军装。就这样一套合身的衣服，对以前的他来说，却是一种奢望。
市面上没有他能穿的衣服鞋子，只能靠母亲用手缝制。
可母亲的针线却快不过他的身高，往往穿不了两天，刚做的新衣服就又开始小了。好在部队对他很包容，就算他一顿要吃一两斤，也没有人说过他，更没有人因为身高而疏远他。
就这样，他过上了青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 他的关节炎终究还是成了他篮球路上的绊脚石。
虽然一直在积极治疗，但病情时好是坏，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意思。
训练到23岁， 他的身高已经长到将近2.3米
，却还是没办法跟上训练的节奏，每次都因为腿上的病痛，成了拖后腿的那一个。就算大家没有怪他，他也觉得过意不去，最终选择了离开。
回家以后，他心灰意冷。偶尔上街时，要么会被人一路跟着拍照，要么会被那些刚长到他小腿高的孩子戏弄。
强烈的自卑心让他不愿意再出门，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只能每天都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埋头苦干。
这样的日子，他一直过到了40岁。期间也有遇到过一个喜欢的女孩，但女方嫌他太高，没谈几天就结束了。短暂的恋爱让他大受打击，对结婚也不再抱有希望。
对他来说，只要能守在父母身边尽孝，一切就还不算太糟。母亲怕他没有衣服鞋子穿，每天都忙着给他做，直到离世前都还强撑着给他做了好几双鞋子，
生怕自己走了以后，儿子连鞋都没得穿。
病痛让鲍喜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离不开拐杖，母亲的离世更是让他的心空了一块，整个人都变得越来越消极，越来越沉闷，如果不是遇到了 辛幸
，他的生活也许会从此失去色彩。
辛幸是当地一家冷锅鱼的老板，2004年，他偶然听说了鲍喜顺的故事后，立刻就从中嗅到了商业前景。于是他直接赶到了鲍家，表示自己想要高薪聘请鲍喜顺去做宣传。
这么多年来，鲍喜顺已经不止一次被人坑过了，以至于他对辛幸也有所防备，不愿意相信这个自己找上门来的机会。
辛幸理解他的顾虑，并没有逼他，只是多次拜访，用“三顾茅庐”的方式打动了他。
于是他跟随辛幸来到城里，成为了冷锅鱼的形象代言人。作为店里的“招牌”，他只用穿上特制的大西装站在门口，就能引来一个又一个顾客。
最初他还很拘谨，但很快就发现，大家看他的眼神并不是讥讽，而是好奇和赞叹。有的人问他，吃什么可以长高，有的人主动跑来和他合照，
他突然就意识到，自己还是可以受欢迎的。
在顾客的口耳相传之下，鲍喜顺逐渐成了当地的名人，每天都会有人专门来拜访他，火锅店的生意也因为他而日益兴隆。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
他重新拾回了自己的信心，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本以为这一生都将一事无成的他，靠着这份工作攒出了一套房，兑现了带父母住大房子的诺言。只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终究还是没有等到这一天。
随着认识他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心里也都存了一个疑问，那就是： 这种身高究竟是自然的，还是疾病导致的？
鲍喜顺自己也想知道答案，但又害怕答案，所以一直没去检查过。
为了让他相信，个子高不是病，而是一种优势，辛幸鼓励他去医院做一次专业的检查。而检查结果也证明了，
他的身体一切正常，身高确实是自然增长来的，并没有患上所谓的“巨人症”。 连医生都笑称，他可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鲍喜顺几乎立刻就心动了，在当年的7月就拿下了 “世界自然生长第一高人”
的吉尼斯纪录。一时间，各大媒体都争着来报道他，关于他长大成人、结婚生子的方方面面，也都成了热议的话题。
作为一对 年龄相差28岁、身高相差70cm的“老夫少妻” ，他们的婚姻一直都不被外界看好。媒体也总是反复追问夏淑娟： “你为什么会选择他？”
夏淑娟每次的回答都是，因为鲍喜顺人很好。可这个理由在外界看来，实在太过单薄，以至于大家都在背地里说，她一定是另有所图。
对此，他们两个都没有再做出解释。因为生活是自己的，日子是细水长流的，只要自己过得好，就不必在意别人的想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儿子渐渐长大，13岁时的身高在一米七左右，还没有出现疯涨的迹象。
三、儿子毕业两年做了沈阳和成都月薪过万的临时工
儿子大本毕业两年，干过四份工作，两份月薪过万。
有人说儿子的工作是临时工，我想也是有点那意思，第一份刚毕业暑期在老家沈阳有一份月薪三千元工期三个月，时间要求不严，但每天在路上花费几个小时坐公交地铁，干了一段时间感觉工资有点少，在要结束时决定去北京学习一个月德语，学费八千，住宿费2000元，公司的活还让他带着干，又给他两千元，这是第一份工作。
第二份是学习回来之后的一段时间，在网上联系一份临时大概10天的工作，工资2000元，干完又过一个月，这家老板又联系他说有剩下的尾活让他接着做，时间紧，工资大概给1万元，孩子感觉可以，又风风火火干了起来，大概干一个月时间，年三十回来了发了一万块钱工资，第一次拿到那么多工资孩子很高兴，过年给我、他爸、他奶每人五百元红包，他奶奶最高兴拿着红包乐的直说“我孙子挣钱了，我能花我孙子的钱了。”拿着钱在屋里转了好几圈、边走边笑，合不拢嘴。那个年我们过得都高兴。年过完还有点活，又给一万块钱。在这次工作期间，孩子看到那个工作环境好、身边的人员素质高，老板说有可能要招聘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干活，他很期待！等着却没有消息。
孩子接着上网看工作，看到成都那份招聘“月薪一万二”孩子说试试看，没想到通过五个关口过了，过了之后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去不去，毕竟那个城市太远不了解，我说“你怎么想的”，孩子其实还是想找个离家近一点或者熟悉的北京、上海等地，可是这期间没遇上，也就说趁年轻去做一做，于是直奔成都，这属于第三份工作。去了之后没失望，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都好，但却只干了九个月就被迫离职，喜欢那个公司的环境了，项目组解散，改其它工作岗位不适合只好离职，拿了离职补偿金接着寻找下一个岗位。
等朋友回来的过程中在成都又找了一份月薪7000元，可以居家办公的工作，这是第四份，7000元在外地租房吃饭实在吃不消，于是又辞职了准备回家创业。
成都现在疫情解封，回家还要接受隔离，孩子在外地真的很难。如果能在家工作工资少点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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