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招聘临时工一天一结,亳州招聘短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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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暗访南京“西善桥劳务市场”：不经培训进了工地，做一天小工挣了190元
在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办事处对面，沿205国道有一处自发形成的“马路劳务市场”，被当地人称为“西善桥劳务市场”。每天凌晨，这里就会聚集着近百名外来务工人员。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发现，早在2017年，该劳务市场就曾因用工争议、环境脏乱、交通堵塞等问题被取缔。从媒体公开报道中可以看到，今年3月，“西善桥劳务市场”又一次被取缔，然而取缔后没多久，这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连日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多次暗访“西善桥劳务市场”，并作为一名“小工”进入工地干活，做了一天“工地打工人”，赚了190元。
凌晨4点的“马路劳务市场”
人群大量聚集，很少有人戴口罩
7月27日凌晨4点，记者来到“西善桥劳务市场”。这里已经熙熙攘攘聚集了很多求职者，他们大多年逾五旬，很少有人戴口罩，有的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左手拿着安全帽，右手挎着绿呢子布包；有的人躺在地上，盖一层薄薄的棉被，身旁放着前一晚吃剩的饭菜；还有的人骑着电动车停在马路上，占了一半的道路。
工人躺在路边休息
天还未亮，路边的早餐店已开始售卖热气腾腾的豆浆和香气扑鼻的酥油饼，不时传出“老板，来5块钱油饼”的声音。还有的人三三两两，打趣地讨论最近一段时间的收入。一盏茶工夫后，“招小工，招小工”“大工站到这边来，等人齐了一起上车”的声音响起。汽车和电动车刹车的声音、早餐店门前的买卖声、人群的讨论声……马路市场瞬间嘈杂起来。
当地居民王大姐告诉紫牛新闻记者，“西善桥劳务市场”具体形成时间不详，“工人们每天早起干活挺辛苦的，他们很早就在这儿‘吵闹’，非常扰民，尤其是家里有正孩子和老人，很受影响。”记者注意到，此前也有当地居民在网上爆料称，“太乱了，缺乏管制，夜里两三点就开始吵闹。”还有居民抱怨，“每天一大早吵死了，劳务市场设在哪儿不好，非要设在居民区附近。”
有老板介绍才能有合适的工作
无需证件、不签劳动合同
老家安徽的周大叔做日结工已经10年。他告诉紫牛新闻记者，这儿早上人特别多，如果和老板（负责到劳务市场招人）关系不熟或者没有老板电话，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儿的人都是临时工，来一辆车，如果你挤不上去，根本没有活干。你只有往前挤，挤进去了，才可能有活干。如果你不往前挤，老板根本不会找你。”
周大叔称，这里需要的工种五花八门，大多是日结工，每日工资有300多元的，也有200多元的，还有一百七八的，但大多是重体力活，如搅拌混凝土、砌墙、搬运杂物等。记者看到求职者都自带安全帽，看来这是求职者的“标配”，记者就在路边的五金店里花5元买了一顶安全帽。
早上5点一刻左右，紫牛新闻记者按照周大叔传授的打工窍门，挤到一位招小工的老板面前，询问他小工的工作情况。
这位老板说：“都是一些零碎的活，妇女都可以干，小伙子也可以干的。”就这样，谈妥后，记者成功找到了工作，成为了一名“小工”，老板让记者站到了他身后。紫牛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这位老板身后围着一二十位拿着大包小包的中年妇女，还有几位男子。
记者和身旁的一位大叔老卢聊起了天，他是徐州睢宁人，和老婆一起来南京打工，今年没有回过老家。记者从他口中得知了一些工作情况：工资是日结，每天190元，他听老板说今天要70多位小工，大家不用挤，每个人都有活干。他笑着说：“不用提供证明，也不需要签合同，一会车来了，你跟着上车就行了。”
一辆车里挤了25位农民工
主要做重体力活
过了10多分钟后，另一位老板从一辆面包车上走下来，招呼人上车。记者跟在他后面走进了一辆面包车，这辆车的前后各有一辆面包车，车里都是工人。这位老板刚打开面包车的后车门，一股汗臭味扑面而来。面包车里的座位都被拆除，放满了木凳子、小马扎和废旧椅子。车里人挨着人，有的人抱着背包，有的人拿着水壶，还有的人把安全帽抱在怀里，但还有人往车上挤。一位师傅数了一下，足足有25人。车中间的人纷纷喊道：“别上了，挤不下了！”
记者上车时是5点，没过多久就出发了。在车上短暂的时间里，有的人坐着打盹，有的人低头不语。虽然空调的温度已调到最低，但车内依然又闷又热。6时许，车辆行驶到南京市溧水区的一处建筑工地，老板先让车辆前半部分人下车，然后又把车辆后半部分的人拉到另一处工地。随后，开车的老板让车上所有人下车，并带大家进了工地。
记者进入工地所见
记者跟随众人走到了工地门口，保安并没有询问什么，也没有检查任何证件，只是不断提醒：“没戴安全帽的人不能进工地。”记者随后和另外几人跟着一位带班师傅走进了一栋正在施工的大楼，大楼高约5层。上午主要搬运石砖，把砖放到脚手架上，供大工砌墙用。石砖长约半米，搬运起来很吃力。下午记者跟着一位师傅搅拌混凝土，把混凝土放到铲斗里。
“这个工地上的活撵得比较紧！”这是众人对该工地的评价，工作一个接一个，能停下来休息的时间很少。在这一整天里，记者这样的小工主要是搬砖和搅拌、运送混凝土，而大工则从事一些技术活，如砌墙等。午饭是在工地食堂吃的，记者花了10元买了一份盒饭，里面有一个鸡腿，还有黄瓜、玉米等素菜，米饭可以随便吃。但天气很热，记者并没有吃太多，随后到工地超市买了两大桶1.5L的矿泉水，价格和外面一样都是3元。中午休息的地方很简单，就在工地上，随便铺一张纸板就是床了，睡觉的枕头是喝完的矿泉水桶。
工地的午饭
傍晚结算工资，一天挣了190元
没有熟人介绍，工资会偏低
到了下午5点，准时收工，记者随工人到工地门口等待来时的面包车。面包车一到，众人便带着大包小包涌进了车里。在回去的路上，车内的气味比来时更难闻，打工者身上的汗臭味夹杂着工地上建筑材料的味道，让人感到眩晕。
约一个小时后，面包车又回到“西善桥劳务市场”，停在马路边。打工者纷纷下车，到固定地点领取当天的工资，记者也拿到了一天的收入190元。结算工资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现金，但需要工人自己准备10元零钱；另一种是网络支付，需要工人提前准备好收款码。拿到工资后，不少人进了马路两旁的饭店和超市，吃晚饭，买一些日用品。
一天活干下来，记者感到十分劳累，腰酸腿疼，和拿到工资的同伴聊了起来。当了10多年日结工的许大姐告诉紫牛新闻记者，“干活之前需要先谈好价钱，如果觉得钱不合适，就可以不干。”许大姐称，工地上的男小工工资比较高，一天基本上是270元，还有的人是280元，“他只给你190元，老板中间了赚了很多钱。”
工人们在工地忙碌
年近六旬的张大叔是安徽亳州人，在“西善桥劳务市场”已经找了两年工作。张大叔表示，年龄大了，身体不如年轻人，正式工厂进不去，也做不了重活，只能来这儿找工作，赚一些零花钱，“有40岁左右的壮劳力，每天可以拿300多元，但这样的人很少，而且要有熟人。”
张大叔表示，刚来这儿的新人是不好找工作的，只有时间长了，才能找到钱多的活，“新人一般只能跟着老板干活，每天的工资会低30到50元，但都会给现钱。”周大叔称，年轻人在这里干活不划算，他劝记者到别的地方找个“正规”的活，“年轻人来这儿干，挣的钱还不够生活费。”
张大叔也表示，此前曾跟一位老板干了5天活，但至今都没有结算工资，每次要工资，都会以“下次再给”拒绝。老卢称，来这儿找工作的人一般都是同村人或者是亲戚，如果遇到有的“老板”不给工资，一般大家都会一起抵制他，不让他在劳务市场招工。
业内人士：招日结工不合规
工人上岗需严格培训
针对“西善桥劳务市场”的用工，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紫牛新闻记者，“除非是抢工期，实在没有人了，工地才会这样招人。现在一般不会这样招人，他们来自山南海北，没有经过安全培训，无论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从疫情防控的角度，大型建筑企业都不会找这样的工人。”
该业内人士称，只戴一个安全帽就能进工地，这是不合规的，“工人上岗之前都要进行安全培训，还要考试，考试合格才能上岗，并且进行体检。正规一点的单位都不会这样，工人进厂都要提前报备，中高风险的地方工人根本就进不来。光戴一个安全帽直接上工地，出了事算谁的？”他还称，工厂从劳务市场招聘日结工，把工资交给负责招聘的“老板”，也就是到劳务市场招人的包工头，一般不会签订任何劳务合同，每天按时给钱就可以了。
针对“马路劳务市场”的用工情况，不少人提出了疑问，在这里招工，不签订劳动合同，工作中出现伤害，责任谁来承担？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咨询了江苏华才律师事务所陈妹律师，陈律师表示不签订劳动合同，有发包主体资格的要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但可向实际承包人追偿，按照过错比例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发包人、分包人（发包公司、分包公司）与雇主（包工头）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对于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质的组织或自然人的，最终的责任仍应由不具备用工主体资质的组织或自然人来承担。发包人应和实际施工人对外向雇员承担连带责任，但发包人承担的该项连带责任并非终局责任，而是一种替代责任。发包人在对外垫付赔偿款后，有权向实际施工人追偿。发包人享有的追偿权为法定的追偿权。
亿诚律师事务所葛栋律师也表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现场前，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施工单位在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时，应当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如果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技术工程主管单位会对施工主体进行一定的处罚。”
到“马路劳务市场”找工作的工人一般情况下年龄都偏大，葛栋律师称如果农民工没有到退休年龄进入工地工作，出了安全事故，是可以直接去找工作单位进行认定工伤。但是如果已经达到退休年龄，要分两种看法，一是他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他只构成劳务关系，不构成劳动关系，只能找劳务市场里的包工头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如果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有可能认定与工作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并认定为工伤。（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闫春旭）
来源：扬子晚报·紫牛新闻
二、我，安徽人，西班牙打工20余年，从月薪300到买了2套房安居乐业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80位真人的故事
我是柳荣军@西班牙飞翔的游，1974年生安徽亳州人，现在在西班牙定居。
年轻时因为遭受打击，一气之下便来到西班牙投奔姐姐。 当时年轻气盛，想逆天改命，却没想到西班牙的现实也很残酷
，混着汗水和泪水，我活了一出如电影般的“亳州人在巴塞罗那”。
我不服输，不信命， 在异国他乡一路跌跌撞撞，为一盏灯，更为一口气。只有活出个人样儿，才能做妻子和一双儿女最坚实的依靠，如今我年近50岁，依然在路上。
（2015年，我在巴塞罗那）
我的祖籍是浙江青田县，国内有名的侨乡。父亲当兵退伍后，被分配到安徽亳州的工作，而我就在亳州出生长大。我排行老三，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小时候的我调皮好动，读书成绩一般。 中学毕业后拿了驾照，便在县化肥厂开挂车。
1997年，父亲退休后我顺利接班，以工人借调的身份进去做了一名临时工。恰逢改制，逢进必考，我的文化水平有限，转正希望渺茫。人家每月一千多，还有涨幅，我却只能每月守着单位自筹的500块过生活。
当时在单位里我拿着最低的工资，却是谁都可以使唤。事业无望不说，连感情也不顺利。
女朋友家人因为我是临时工，有点看不上。 再加上当时有了另外的追求者，是在银行上班的正式员工，我的胜算几乎为负。
（我七岁时，在安徽老家）
双重打击下，2000年的夏天，我决定去西班牙投奔早些年过去的姐姐。那年头私人身份出国不容易，家里花了九万块打点铺路，才将我送出国。
刚到西班牙巴塞罗那，由于没有身份，只能先在姐姐的服装加工厂做杂工。每天工作14、15个小时不说，脏活累活全是我干
，别人下班我却还要留下来打扫卫生，每个月只有三百块。
虽然在制衣厂干活，但是一点制衣技术都学不到。这样的日子过了三个月，我实在撑不下去了，便跑到西班牙南部找了份洗碗工的活儿。工资待遇一样，胜在下班之后有休息时间。
没过多久，经家里人介绍，我结识了父亲至交的女儿。同在异国他乡，又都来自安徽，口音相近，饮食习惯相同，我们俩很快就恋爱结婚了。
人说娶妻娶贤，我的妻子不仅贤而且聪慧、能干又持家，还能让我转运。
（2016年，我在威尼斯宪法桥上）
由于国外就业机会少，语言不通又没有什么技术，我们只能从最苦最累的服装加工开始。妻子做学徒一个月就升级做师傅，能独立做衣服了。后来她手把手地教会我，2002年忙季时，我俩一个月能赚4000欧元。
但 妻子总说长期做服装加工不好，对身体伤害大不说，还学不到当地语言。要想发展好，必须要学会西班牙语。
她总是很有瞻前的眼光和思想。我们后来就因为西班牙语不够好，差点吃了大亏。
为了能有学西班牙语的环境，我们找到当地的一家面包厂打工。她做面包，我负责开车送面包。每天早上我三点多起床，四点多把面包拿到车上，开始一家店一家店送，到八点多就结束了。
之前的高工资没有了，换来的只是每个月一千来块，但为了能多学点西班牙语，我们都一直坚持着，直到一年后，妻子怀孕了。
老板不太想雇佣孕妇，但又限于劳工法保护，不能辞退，就把我们介绍去一个食品加工厂，做三个月的圣诞节旺季临时工。
（2009年，我在巴黎）
食品厂老板承诺我们工资会比普通工资高一些，而且也会有孕妇补贴。
工作很累，而且一直都是夜班，每天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整整12个小时。为了生存，我们只能咬牙坚持做下去。
但没想到，我们遇到了一个不讲信用的奸商。第一个月结工资时，我们的工资和普通工人的一样，并不是当初承诺的高一点，更不用提孕妇补贴。
我去找老板理论，老板不理，还仗着我是中国人不懂当地法律欺负人。
那时我虽然在面包厂学了些西班牙语，但仅限于日常普通交流，据理力争的能力还远远不够。被老板拒绝，也只能怏怏不乐，谁让自己语言不过关呢。
第二个月发工资时，我又找老板谈，让他必须按照当时约定的付工资，至少给够孕妇工资，但老板依然没有理会。由于合同只有三个月，时间一到就得走人。想着要这样被白白欺负，我心有不甘。妻子还怀着孩子呢，不能让她跟着我颠沛流离还被人欺负。
人活一世，不蒸馒头争口气！为了一口气，我心一横，干了件大事。
（2016年我在北京长城上）
一天早上下班后，把老婆送回家，我跑到当地的劳工部去举报那个老板虐待员工。
接待的工作人员让我非常感动。虽然表达不够好，但是他很快明白了我要表达的意思。他非常重视，安慰我说:“你别着急，你反映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但是为了避免差错，九点钟会有翻译过来帮忙。”
得知我下班过来没有吃早饭，他还特意给我打了一杯咖啡，并拿了一份面包宽慰我。
果然，九点钟一个台湾的中文翻译过来了。他了解前因后果后，斩钉截铁地说我这种情况不需要打官司，国家会管的。他交待我当天晚上去正常上班，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劳工部会有纠察队半夜过去检查，我只要配合开门就好。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当天晚上，大概两点多钟，纠察队敲响了食品厂的门。我开门后，他们进屋全程录像，并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上班，并且给老板打电话，让他把上夜班的员工工资单和考勤表拿过来。
老板可能当时就觉察到不对劲，带着律师就赶到工厂。
（2018年我在安道尔雪山）
他问是不是我举报的，巡查队说只是夜里巡逻，看到工厂亮灯才过来看看，并没有人举报，但老板一直很怀疑。原来
劳工部的人早就预料到老板会怀疑我，找我麻烦，所以才伪装成巡逻时碰到，而不是说因为我举报才上门。
即便是这样，接下来的一周，老板的律师也一直和我交涉，想让我撤销起诉。
从翻译那里得知，食品老板可能会因此面临很重的罚款，我表示只要他补齐工资，别的不计较。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后来老板补齐了钱，合同到期临走前，他还特意给了500欧，希望我们第二年旺季再去帮忙。
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人必须要为自己争口气，无论在哪里遇到不公都要反抗，都要发声！
（2016年，我在米兰大教堂）
2004年8月，女儿出生了，养家糊口的压力更大了。由于之前做过服装加工，我们心里已经有所惧怕。但是要做什么行业挣钱呢？
那时候从中国义乌过来的小商品店盛行，我们俩夫妻合计着，也开一家百元店卖国货。
当时手上有两万欧元，加上借来的一万，九月份就盘下来一个小超市。我们想着，欧洲的下半年各行各业生意都是最好的，当地人一年发14个月工资，特别是11月和12月，人们手上都比较宽裕，购买力强。
没想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下半年生意好是没错，可说的是别人家，超市的生意从我们接手以来反而越来越差。
由于西班牙语不过关，再加上事先对这门生意并不了解，什么好卖，什么不好卖，我们一概不知。有些好卖，我们进货少，而长期都没人问津的，我们却进了很多，导致积压严重。
开店三个月，我吃不下也睡不着，愁得体重骤减30斤。
后来慢慢地摸索着熟悉了这个行业，小超市从原本刚刚够付房租和社保，到红红火火，再到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又变得惨淡。我们一直守着这个小店，过着紧巴巴却很恬静的小日子。
（我在桂尔公园）
原本以为，人生就这样，差不多一眼就看到头了。没想到2012年国内一个朋友的举动，将我推进了“司导”的大门，颠覆了我对工作的认知。
原来，有些工作能让人感到快乐和有成就感。
所谓司导，就是司机+导游的简称。这是国内旅游平台上，对国外从事司机+导游的一个专称。
那时朋友想带家人到西班牙旅游，问我有没有车带他们到处转一下。西班牙是旅游大国，旅游景点很多。而我所在的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人口大约165万左右，还曾举办过奥运会。当地也出过很多名人，如抽象派画家毕加索、建筑天才高迪。当地的圣家族大教堂、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和桂尔公园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攻略，便开始了第一次带客人旅行。
我带他们在巴塞罗那玩了两天，顺着地中海一直往南，还去了巴伦西亚。一路上除了游玩，还品尝了当地的实惠美食，比如加泰罗尼亚大区的面包番茄酱、木炭烤大葱、烤肉配红酒，还有大份且鲜香的巴伦西亚海鲜饭。
（2009年我在米兰的电轨车上）
一圈游下来，客人对整个行程非常满意，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在他的劝说下，我下载了一些国内平台，注册做起了司导，之前在国内的驾驶技术也派上大用场了。
不得不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无论之前如何，都是为后面的铺路。
我很幸运，早年的经历让自己找到了非常喜欢的工作，让我低头捡六便士的同时，还享受到月光的照耀。
平常我和妻子生活非常规律。早上去小超市守店，中午随便做点吃的，小孩学校离的不远，还可以照顾孩子的午饭，晚上店打烊了就回家。有游客时，我就去带客人，留妻子驻守阵地。
带团一两个月不回家都是常有的事，我最长的记录是在旅游旺季接近三个月没有回家。
那一次是从西班牙的马德里接一个六人的小团，一路沿着法国普罗旺斯南部，中途还经过很多城市，在罗马结束，一共十二天。结束后，我又接了一个两个月的团，在法国戛纳呆了很久。
（2019年李佳琦团队到巴塞罗那直播，我全程接待）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它让我非常地有成就感。虽然出国旅游可以自己在网上做攻略，但是要想体验实惠又正宗的美食、当地特色、最经济旅游路线，还得靠我们这些当地人来带路。
在这行做的久了，我也在圈内小有名气，有机会接待国内的名人。
比如疫情前，李佳琦团队在巴塞罗那的四天直播旅游，都是由我全程接待的。如今，连女儿儿子都特别羡慕我的这份可以到处见世面的工作，她俩一直唠叨在欧洲却没去过法国、瑞士。
终于，去年暑假开学之前，我专门带着她们娘仨去玩了一趟。一路上两个小孩玩得开心极了。妻子也很开心，但舍不得玩、怕花钱，特别是在物价高的离谱的瑞士。我劝她说，不能光工作，也得学会放松，玩一玩回去工作更有劲。
要不是当初妻子不甘一直做服装加工，坚持另辟新路，到处闯荡，我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这样的话。
（和家人在瑞士旅行）
虽然近几年疫情让旅游业几乎停摆，但我相信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 如今我们在西班牙经过努力打拼，已经花30万欧元拥有了两套房。
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不怕苦也不怕累，就怕孩子没出息。但国内读书的苦和压力，我们并不想让孩子们再经历一遍。
只希望两个小孩能够多读点书，少走些弯路，少受点生活的苦。
西班牙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方式，我们非常满意。女儿小学1到3年级都是在公立学校读书。学校会让家长在孩子生日当天带蛋糕到学校，和同学、老师一起庆祝生日。而且当天还会把过生日的孩子名字做在大横幅上，挂在学校大门口。学校的这一温馨举动让我们大为感动。
但是 公立学校教学太宽松，总比私立学校慢半拍，还基本没有作业。
女儿读初中时，我把她转到登记排队四年才进去的私立学校。刚读三个月，女儿因成绩落后被老师劝退。好在两个月的补救期里，在学校安排的初四学生的帮助下，女儿奋起直追，保住了读书的名额。
从那以后，女儿的成绩每年都在进步。今年女儿要考大学了。她10门功课平均分8.5分（总分10分），班主任说考大学一点问题都没有。
（儿子的手工作品，我还以为是从垃圾堆捡的）
儿子虽然还小，但是学校每次组织户外活动，去爬山、滑雪我也是非常支持的。
我们努力工作，拼命挣钱，不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挣个好的前程，多些机会接触世界更多的美好吗？
虽然我们在西班牙，但平常在家里，我们都是说安徽土话。每年清明节都会回老家扫墓探亲，这几年由于疫情没能回去，但心中无时无刻不牵挂着那片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和妻子都是普通人，在外打拼就为奔个好日子，家人幸福平安就知足了。
等到疫情散去，我们会再重新启航。短暂的休整只为走得更远，一路艰辛，一路汗水，笑看人生路上好风光。
【口述：柳荣军】
【编辑：橙心橙怡】
目前我们已经记录了280位真人故事，感动了被采访人和千万读者。
如果您有故事想讲述，或想加入我们团队成为作者，都请私信@真实人物采访，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三、“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城市街头有群临工在盼日出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临工之中有普通农民工，也有失地农民、下岗职工，亦不乏城市的失意者，从事着最苦最累也最不稳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群人赋予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生长力量
“开张了！开张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记者接到一个临工的电话，他坐在前往工地的车上，背景嘈杂，语气兴奋
来源：4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诺、吴慧珺、周畅
当疫情“冰封”初化，他们如同“报春鸟”，迎着朝阳，无论多难，也要振翅起飞，催促城市“苏醒”，唤得春回大地。
他们就是临工，其中有普通的农民工，还有失地农民、下岗职工，亦不乏城市的失意者，从事着最苦最累也最不稳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群人赋予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生长力量。
在中国中部——安徽省合肥市，这个常住人口超过810万的地方，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临工天不亮就走上街头寻找一天的生计。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的清晨站满了等待工作的临工
迟到一个月的“守望”
位于合肥市东北角的站塘路是当地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临工集散地。20多年来，几乎每天超过万人凌晨3点起便等在这条路上，随着太阳升起，周边工地、建筑队会不约而同地来这里招工。
冷清了近两个月，这条路重新回归热闹。3月19日，天色刚亮，昏黄的路灯下，一边的人行道上停满了电动车，而另一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临工队伍，保守估计接近1000人。
站塘路一边停满了临工的电动车，一墙之隔便是他们中不少人的居住地
站在嘈杂的人群中，50岁的王华树时不时踮起脚尖，跃过无数脑袋望着路的尽头。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招工的面包车会随时停到路边，离它越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
面试会随时开始，并以秒速进行。面包车来了，侧门一开，工头探出脑袋喊一嗓子，工种、日薪——两个关键词足以吸引方圆百余米的人围拢上来，扒着车门“推销”自己。
一位工地来的小伙子在站塘路吼了一嗓子“招工”，便有无数的临工围了上去
王华树做瓦工，他的现场竞争者很多，同样都是老师傅，拼的却是脚力，“谁先挤上车，谁就入职成功。”他说，按照以往经验，站到路上半个小时的工夫，他就坐上去工地的车了。
然而此时，他头一次感到“守株待兔”的无力，整整5个小时望眼欲穿，招工的面包车屈指可数，好不容易有一位招工的小伙子靠近，他还没来得及迈开步子，小伙子已经被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这条路上能够提供的并非轻松差事——扎钢筋、刷油漆、搬砖、修水电……此刻却依旧被抢得不亦乐乎，王华树掰着手指算了算，现场千把人满打满算才走掉300人不到，他叹了口气，“明天我也不挑了，只要给钱，啥工都做。”
天已大亮，依旧有不少临工滞留在站塘路
类似的场景在十多公里外的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同时上演，这里位于合肥市主干道南二环旁。直到早上9点，路面车水马龙，依旧随处可见滞留在路边的临工们，只要有车停下，他们都会围上去问，“老板要不要人？”
64岁的谈正机无奈地放下手中用硬纸壳制成的招牌，捶了捶早已抬酸的胳膊。牌子上写着他胜任的工种，给自己打广告，如今看来这样的推销并不奏效。
若不是疫情，年后每天早上5点有1200多名临工聚在这里。往年正月十五就出门，今年迟了个把月，至今还没开张，谈正机忍不住联系起过去的老主顾。“他们有的还没复工，有的干脆转了行。”谈正机说，听得出来，电话那头的日子也不好过。
2014年9月，为引导站马路临工“退路进室”，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在全市成立了首家公益性的临工集散中心，4年来集散中心办公室负责人吴国军见惯了“早高峰”的样子，今年到目前为止人流才回归一半左右，“不少天天见的老面孔年后就再也没见过”。
3月19日，随着太阳升起，不少临工依旧等在合肥站塘路边求工作
夹在理想与现实中间的人
挣大钱的理想把55岁的唐传平留在了城市，也如枷锁一般困住了他。
这几年他过得并不如意，想回头却发现早已错过自由选择的年纪。哪怕归乡车程不过半个小时，除夕他宁愿离群索居，独自窝在棚户区的出租房里。“混得不行，怕亲戚笑话。”他说，原本指望着过年期间打打零工，“至少还能给孩子发上几百块压岁钱”。
结果事与愿违，在站塘路边，唐传平竟有些想家。
春节辞旧迎新，疫情把一切摁下了“暂停键”，也将不少像唐传平一样的人夹在冷冰冰的现实与刚刚蒸腾起的希望之间。
疫情之后交通刚刚恢复，戴桂香迫不及待地揣上2000块钱，带着一家人从安徽亳州来到省城合肥。“想着全家都在城里打零工，总比守着薄田赚钱强。”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聚满了找工作的人
记者见到她时，她已经在站塘路上空守了半个月，她手指着路对面一墙之隔的棚户区告诉记者，自己和老伴带着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租住在其中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里，如今盘缠所剩无几，马上还要交三个月的房租。
全家进入“紧急状态”，他们商量着大人们省一餐，先紧着两个娃娃过。“我早上买一碗稀饭，吃两个饼，尽量熬到下午3点以后再吃午饭，这样晚上那顿就能省下来。”戴桂香自顾自地说着话，脸上的一次性口罩因为长期重复使用，早已翻起毛边。
相较于普通人，马路临工的复工之路尤为崎岖，意想不到的问题如同口罩上的毛球，层出不穷亦难以熨平。
3月19日，随着太阳升起，不少临工依旧等在合肥站塘路边求工作
难倒唐传平的，并非工作本身，好几次他输在找工作的最后一步，总会有招工人员要求出示健康码，这种数字化的出行“神器”于他这个用非智能手机的中年人来说，成了一方难以跨越的“隐形门槛”。“我既没钱换手机，也弄不懂这玩意。”
有些尴尬的是，像他这样的临工并非少数。在多个招工现场，记者看到，只要是有工头提出扫码入场，围着的人群往往一哄而散，悻悻离去。
不签合同、口头议价，在此基础上，一些包工头趁机压价。不少临工抱怨，相比过去，如今日薪都有30—50元的下降，有的虽然表面维持原价，但进场需要缴纳管理费，有的取消供餐，美其名曰“防疫”。
待遇下降了，工作时长却增加了。临工陈玉兰告诉记者，前几天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快递分拣员的工作，用工方却提出需要干满12个小时，期间还没收手机。不少工友称，原来用工方只要求8小时工作，如今竟延长到10个小时。
如今每天超市的鱼鲜区是姚文喜的一方战场
自救与他救的接力
为了生活，总有一群人不甘于等待。
在凌大塘坐守10天后，60岁的姚文喜决定主动出击，扩大“搜索范围”，骑上自行车满城转悠，看到任何一家复工店面贴着告示他都凑近看看。“万一是招聘信息呢。”
最终，一家超市招聘保洁的告示映入眼帘。虽然工钱只有过去当瓦工时的零头，他还是一口应了下来，并拉上了自己的老伴。“有活干总比没有好，更何况我们两个人一起干。”
老姚负责的鱼鲜区保洁任务最重，既要清理货架、台面，更要清洗腥味十足的冷库、后堂，但他能吃苦，时不时还帮其他工友整理手推车。即便是低于常温的环境，老姚脑门上依旧渗出细密的汗珠，他在口罩里垫上一层卫生纸。“这样口罩能用久一点。”他说，无论什么工作，都要卖力干。
姚文喜需要在冷水中清洗无数个腥味十足的鱼鲜筐
老伴在距离他不到20米的蔬菜区干保洁，两人却只能在吃午饭时见面，凑在一起，算起小账。“我们省一点，日子过得去。”
“这条道走不通，就换一条试试嘛！”谈起找工作，王从梅语气轻描淡写。这位爱笑的大姐来合肥做临工8年，几乎干尽了脏活累活——盛夏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烈日下安装太阳能设备，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冬蹲在楼顶刷油漆，家中买房负债的那几年她从早到晚一天打两份工，最后竟一笔笔还清了贷款。“啥苦都吃过，就什么都不怕了。”她笑着说。
打开她鼓囊囊的红色布袋，如同临工的“百宝箱”，既有干保洁的手套，又有建筑工地用的安全帽，她说自己愿意干，更愿意学。这段时间街边工作不好找，她便捣鼓起手机，加了好几个临工微信群。
坐在集散中心的休息室，一碗白开水泡锅巴做午餐，她一边吃着，一边打开家政服务软件，试着注册账号。“听说用这好找工作，过段时间我还想问问育婴师怎么考，等过几年重活干不动了，就去当月嫂。”
坐在集散中心的休息室，王从梅从包里拿出饭盒和锅巴，准备用开水泡着当作午餐
不少临工也慢慢转变了就业想法。“每天等活干，干一天算一天，总归不踏实。”53岁的油漆工费为文刚刚与一家安装公司达成了初步意向，有望成为一名“长期工”。“这家公司包吃包住，我还能省掉一笔房租开销。”
临工“自救”起飞的同时，亦有一群人为他们护航。
去年9月底，安徽首家建筑农民工创业孵化园在站塘路揭牌，如今这里向农民工提供实名制登记、岗位培训、技能鉴定、就业推介、劳务合作和创业咨询等服务。
从凌大塘集散中心2月3日开门起，吴国军的手机便成了热线电话，常常一上午就没电关机。他和同事们加班梳理出经常联系的200多家企业及用工信息，给老板挨个打电话，了解复工情况以及今年有可能开展的项目和需要员工数量，同时拓宽联系渠道。“除了工地，保姆、保洁、物流等短期工企业，我们也都试着去对接。”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临工集散中心外围用彩钢板进行圈围封闭，仅保留一个进出口，并设有防疫服务站，临工正在逐一测温登记，年后初次复工的临工还需要签署健康承诺书，领取出入证，累计7天体温正常后，中心会为其出具安全防疫证明，助力安心上岗。
3月13日开始，该集散中心以“临工共享”的模式，终于对接了5家用工单位，点对点、一站式接临工上班。目前，已有近千名临工在他们的对接下，踏上“复工之路”。
苗得宝在工地吃午饭（左一）
平凡却最具希望的一天
回到工地宿舍已是晚上7点，累了一天的苗得宝摘下口罩，脸上深深的勒印，还有一层薄薄的盐霜。从床铺下拎出一瓶白酒，他给自己倒了二两，“今天上了一个半工，值得庆祝下！”就着食堂买的馒头、小炒，不一会他双颊泛起红晕。
他是临工中的幸运儿，在集散中心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在当地一所学校建设工地上扎钢筋的工作，管住管饭，工资不低，更重要的是工期长，“至少这两个月不用风吹日晒等在街上了”。
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宿舍，苗得宝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解乏
回望2020年的头三个月，苗得宝猛然发现，自己与身处的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脉动，联系得挺紧密。
在阜阳老家过年，他眼瞅着当地新冠肺炎患者破了百，自己所在的村因为疫情封闭，“每天关于疫情的新闻越看越心焦”。作为一名党员，他毛遂自荐当起了抗“疫”志愿者，协助村两委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天刚亮，苗得宝便测温等待进入工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好不容易回到合肥，摩拳擦掌准备复工，却迟迟等不来一个机会，他更是焦虑。街边“漂泊”了半个月，如今他终于“感到一种稳稳的幸福”。
“省委省政府的办公楼从打地基开始我就参与了，2009年在包河万达也干过，还有南北一号高架桥……”说起自己在这座城市打拼10年的印记，苗得宝如数家珍。
他拿起手机给在家乡的爱人去了个电话。
“我在家一切都好，你在工地别累着自己。”
“过一阵子等疫情再缓一点，你就过来。”
苗得宝坐班车下班（左一）
今年是他们一家冲刺的一年。“爱人身体一直不好，10年期间做过淋巴瘤、胃癌及胆囊切除等三次手术，家里的钱，基本都花在了给爱人治病上，也因此负债几十万。”
苗得宝说，像这样再干一个月债务就要还清了，“赚的钱就都是自己的了”。
无数的马路临工，积聚着磅礴的力量，让这座城市不断向上生长。
合肥市实施返乡农民工返岗复工“清零行动”，积极与阜阳、淮南、宿州、安庆等市进行劳务协作对接，支持重点企业“共享员工”，按每人400元标准，给予输出企业一次性就业补贴，再造稳就业惠企政策服务流程，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让吴国军无比欣慰的是，电话依旧不断，只不过之前都是临工求助，而最近一周，越来越多的企业来电，“全是拜托我们招工的，简直忙不过来”。
记者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接到了王华树的电话，他坐在前往工地的车上，背景嘈杂，语气兴奋：“开张了！开张了！”
这是他2012年站到街边找零工以来，8年如一日的生活中，平凡却最具希望的一天。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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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
临工集散中心工作人员口述
口述：吴国军（35岁，临工集散中心工作人员）
整理：本报记者陈诺、包育晓
临工，被誉为城市的“报春鸟”，我们的工作就是唤醒鸟儿，为他们找到飞翔的方向。往年此时，临工集散中心从早上5点开始就人声鼎沸。然而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报春鸟”和这座城市仿佛睡了“懒觉”。
作为合肥首家专门服务“马路临工”的公益性平台，我工作的地方从2014年成立开始，就成了很多临工的“家”，每天早晨1000多名临工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等待着一辆又一辆工地、工厂的面包车把他们接走，开始一天的工作。
今年，直到2月1日，我才接到上班通知。说实话，最初内心是有挣扎的，疫情影响下，临工无法按时返程，我对复工后的工作有些未知。身边的儿子也哭着说：“爸爸，你要丢下我们自己回去吗？假期你不陪陪我吗？”妻子不说话，但我知道她也是担心。60多岁的父亲是老党员了，疫情后他主动报名作志愿者，这些天一直在村子各路口执勤。看出我的犹豫，他语重心长地说：“去上班要做好防护措施。工作总要有人做，特殊时期更要为他们做好防疫宣传，他们没法工作，肯定很着急啊。”父亲的话提醒了我，我说服了家人，返程回到合肥。考虑到临工来自全国各地，接触人员多，我将妻儿留在了家里。
2月3日，临工集散中心才迟迟开门。结果一整天没来一名临工。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来咨询的临工总数也仅有六七人。若在以往，每天来咨询的少则60—70人次，多则达到200人次。
我们却闲不下来，线上给我忙坏了。“吴部长，这两天有企业来招工吗？”“吴部长，明天我过去登个记可以吗？”“吴部长，工地啥时候可以开工啊？”家住淮南的瓦工陈自田是集散中心的老主顾，他上有老下有小，家庭收入全部靠他外出打零工。从2月3日开始，他每天都给我微信，询问情况。
他急我更急。和同事们赶紧梳理出经常联系的200多家企业及个人用工信息，挨个打电话，了解他们的复工情况以及今年有可能开展的项目和需要员工数量。
集散中心的临工中瓦工居多，工作选择多是在工地上。考虑到疫情影响下，很多建筑工地没有开工，我们又拓宽搜索范围，保姆、保洁、保安、物流、工厂一个月的短期工等。相关行业企业也都开始联系。
最多的一天，我们集散中心6名员工，平均每人接了80通电话，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个接一个电话打下来，都是复工近期无望的消息，心越发沉重。“孩子他爸，要不我回去找找工作吧，家里有房贷，还有生活开支，天天不上班我着急啊。”每次和妻子通电话，听到她想回合肥复工，我的心情就更加难受。我们好歹还有一份收入，临工师傅多数是家里顶梁柱，他们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日子可怎么过啊。
我开始和同事联系，急速返岗增加人手。除了联系企业，我们还给临工打电话，劝他们改变求职岗位方向，进入工厂做短期工，做短期保洁、保安等。有时候不到半天，我的手机就打没电了，晚上做梦都是帮临工对接工作。
2月8日，我的工作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那天一早，57岁的临工师傅易善学来了集散中心，本打算回老家过年的他考虑疫情影响留在了合肥。“吴部长，有件事我想咨询一下，我这几天冻着感冒发烧了，今天好些了，我想来看看集散中心有没有人上班，也打听下防疫情况。”易师傅是家里顶梁柱，一个人在合肥也没有亲戚，他担心去医院看病会被隔离，生活费也是一大笔开销。听出了他的担忧，我告诉他先到社区医院检查，又和他说了政府的防疫及就诊政策，打消他的顾虑。“吴部长，谢谢你呀，我去医院了，医生说是普通感冒，我过几天就去登记找工作。”几天后，接到易师傅的电话，悬着的心放下了。那天之后，我更明白了我们在这里的意义，让这些留在合肥过春节的临工师傅有“家”可找。
2月17日，按照部署，我们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原本开放的办公区域用彩钢板进行围挡，并设置起疫情防控宣传台，看着每天的确诊人数，我们自己都怀疑，今年还能否迎来复工大潮？
2月20日，第一家招工企业来到我们这里的布告栏前，张贴招工公告，这是一个好的信号。2月24日，重点民生项目复工；3月2日，一般民生项目复工；3月9日，其他项目（包括房地产等建设工程）复工。
随之而来的是集散中心的人气也回来了。3月13日，求职临工首次超过200人，这一天我们用“临工共享”模式，对接了5家用工单位，点对点、一站式接临工上班。
“从腊月二十三回老家阜阳到现在，我已经快两个月没干活了，谢谢你呀吴部长，一直忙前忙后帮我们找工作！”做保温隔热的临工李强坐上了用工方派来的“专车”，前往巢湖某项目工地务工，上车前的一句谢谢，让我顿时觉得这段时间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如今天亮得早了，前来求职的临工更多了，超过1/4能在当天找到工作。虽然有差距，但我相信，这群“报春鸟”和城市一样，已经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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