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英语论坛。20个一线语文教师组成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关于现行语文教材批判的新书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学者、媒体以及更多是家长们的广泛讨论。
老教材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儿？
这是1917年版《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17课《请问尊姓》的全文。现在上海市江湾中心小学读二年级的蔡亮，盯着右下方一脸懵懂的永儿肖像咯咯直笑。书页在她手中轻快地翻动，《语文》课本反被抛在了一边。
“如果拿现今的课本与此读本相比较，知道了什么才是孩子喜欢的书籍课本。”
“这本书孩子看了几页后，甚是喜欢。这更让我们家长明白好书籍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
“目前海外的许多华人家庭和台湾地区，还以此书来教育孩子。”
当当网读者对这套再版书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这套颜体字排印，淡墨着画，一课一图的教材，是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七千多万册。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
编得太用心了，小孩怎会不喜欢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干净的竖排文字，别无他饰。
陈宁宁五年前从旧书堆里刨出它们的时候，还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她1983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现在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在地，一栋法式洋楼，原是张元济、顾廷龙等开办的合众图书馆。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旧平装”。
这些当年被当成“新书”搜罗的古旧书籍，还来不及细加甄别、保护和收藏，“有的乱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但凭着对馆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国丛书编目》，陈宁宁从“旧平装”里，翻寻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
在这个过程中，还勾连出了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陈宁宁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啧啧称奇，“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
为了拣选出几部合适的老课本再版，当时，她的案头堆满了各种蒙学读本和新式课堂教材。有《三字经》的民国新排本，做成了识字卡片的样子；也有清末的钦定新式读本，少不得讲经尊孔。
最后选定再版的这三套老课本里，“最先确定的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一起编写的开明书局版”。为此陈宁宁还联系上丰子恺的女儿，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的丰一吟，“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她对这套课本的记忆还很鲜活。”
陈宁宁的老同学吴遵民，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这几套老教材的价值：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这套意象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
不用教，一读就能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以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高老师举出佐证：
《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到。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洋溢着开放的精神，有些问题并不设置惟一正确答案，以引导小学生主动探讨问题。1932年版的《新选国语读本》有篇《两个疑问的信》。课文这样写：“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
这样的问题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似乎深了些，但这种尊重小孩子，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很让人服气。尤为可贵的是，有些课文不仅告诉孩子们道理，还会教给他们方法。
最能够体现当时孩子的神采的，是这样一篇应用文，出现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
《致某校足球会书》“某校足球会诸君公鉴：经启者，会自组织以来，只有两月，素乏练习，无从观感。久仰贵会热心体育，成绩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时，拟约贵会诸君，在公共体育场比赛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联络感情；想诸君亦必乐于赞同也。如荷俯允，请先示复为盼。此上，即颂健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足球会谨启。”
“这就是当时孩子们的日常应用文，这样的温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气度，让你情不自禁地赞叹。”媒体人潘采夫感慨，读者都是明白人，这样的课文，对于大国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想的小国民，又有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小学语文教材有“毒”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重点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这三种使用较广的版本进行分析找错。这份报告详尽列举出了三套教材的种种“毒素”：
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课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花脸》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养，如北师大版《三个儿子》。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
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孝”、“报恩”、“服从”。种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新语文课本有多痛？
在“二期课改”之后，普遍加长的课文，让老师和学生们疲于应付。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
Ian是上海中心学校（小学部）的“高材生”，不久前还在全国小学生辩论赛上获奖。才十一岁的他，对学了五年的课本的感觉是“被洗脑了”。
上个月，20位教育一线的语文教师共同发起和成立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究小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发布新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跟课堂教育较劲
二年级学生Sunny的妈妈，曾在一篇《我怎么想就怎么说》的课后练习里，和课堂教育暗暗较劲。
课文讲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时候，在客人前提反对意见，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思考题设问：你敢于向客人指出不是吗？“难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现你的诚实吗？”Sunny的妈妈针锋相对，默许女儿违逆标准答案，写上，“不会，因为妈妈会骂我！”
在事后与老师的交流中，Sunny妈妈坦陈，“因为感觉课本里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说教，有意挑战一下。”
绍兴稷山中学的语文老师蔡朝阳，与“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对北师大版、苏教版和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概念加以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拔高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这样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
送孩子去国际学校
上海江湾中心小学，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王老师的一对女儿，“尽管语感不错，但文章不太会写。”一道世博会的命题作文，姐妹俩的笔墨泼洒在观礼世博烟花，争辩烟火的形状上。“但会写文章的同学，就能从世博烟花联想到世界和平。”
这道同题作文，在作家叶开的家里，则引发了一场教育伦理的讨论。女儿乔乔因为没去过世博会，为写作文发愁，老师传授，“实在写不出可以编”。专程为写作文去了世博，女儿又为“要不要写厕所”发愁，因为“写作文要写那些漂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即使不好的东西，也要写好的方面。”
徒生出这样的无奈，父女间甚至达成了如此暗号，“语文考过九十分就是一桩丑闻”。三年前，叶开就注意到小学语文教材的严重问题，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应《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之约，写了十二期“语文之痛”专栏。
“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牺牲掉了”，为了让女儿能够多少挣脱这种教育思想，叶开把乔乔送进了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小学部）。这所建有国际部的学校，“至少能同时奉行两套价值观的教育”。
就像绝大多数就读于国际学校的孩子一样，乔乔偏爱原版英文课本胜过语文课本，每每看到一个人偷笑。上海中心学校五年级学生Ian比较中英文教材，认为“英文课本突出知识点，而在语文书里总有一段是最重要的，要告诉你一个课文背后的什么道理。”
最近，他被英文课本里的“餐厅”一课，调动起了研究菜谱的兴趣，甚至自己在家里要求配菜、做菜。“而语文课本也可以讲烧菜，只是最后要加一个感悟‘我这才体会到妈妈的辛苦’。”Sunny妈妈的话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
幸好还有课外书
Ian一结束考试，向妈妈提出的要求是“我可以看课外书了吗？”
乔乔在学习时，会偷偷夹塞一本《波西杰克逊》瞄上几眼。这让爸爸叶开感叹好书的诱惑，但仍难释怀“抄词、归纳段意”那一套，“一是浪费小孩子的时间，二是让小孩子在语文作业这个问题上学会了阳奉阴违。”
虽然，从2001年语文教材放开以来，领袖的故事有所减少，但是王老师还是对叙述陈毅年少时的《神童》等课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其实这是‘主题先行’观念作怪”，叶开如是说。
而另一方面，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缺失到了贫瘠的地步。蔡朝阳历数三个版本，也就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选》、托尔斯泰的《穷人》和罗大里的《不肯长大的小姑娘》等四五篇。在上教版小学课本里，长年沿用着几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旧文，经典几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垄断”。
但在课外又是另一番景象：乔乔读过全套七本近千万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遗传”着“男读《三国》，女读《红楼》”的传统。Ian唯一一篇可称喜欢的课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编而来，但《一千零一夜》几乎在教材中处于完全空白状态。王老师揣测道：“因为那样考点只能出一个阿凡提的智慧，深度不够。”
来源：南都周刊
http://www.fs0757.com/news/201011/2010111992524718.shtml
以下内容引字徐火辉教授：
“救救孩子”这话，出自鲁迅的《狂人日记》，徐老师不清楚，在鲁迅之前，是否有过同样的言论，估计是有的，但大约不是顶级名人，所以不易为人们记住，所以，这句话的原创，被归属于鲁迅。
《狂人日记》是鲁迅1918年的作品，由此，“救救孩子”的这一呐喊，迄今93年了。
近代启蒙学者说，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是看它对待妇女的态度。其实，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更要看它对待儿童的态度。
今天用“救救孩子”一语，用google 的网页检索，有两百三十万条结果，这还是加引号的检索。可见这句话迄今，仍旧是中国社会的热点，换言之，仍旧是中国社会的痼疾。
这句话如此高寿，绝非好事。
说到教材毒害孩子，前面引用过南都报的一篇报道，一位家长说：
“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牺牲掉了”，为了让女儿能够多少挣脱这种教育思想，叶开把乔乔送进了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小学部）。这所建有国际部的学校，“至少能同时奉行两套价值观的教育”。
教材，毕竟不是土地，虽然也有经济利益，但具体内容选什么，选得更健康一些，更文明一些，更常识一些，更丰韵一些，更经典一些，并不会损害编撰者这个专家群体，与策划组织实施者这个群体，的经济利益。
而且，即使希望教材具有更多的政治正确，具体到执行的专家群体，如果他们略略坚持，稍稍策略，也不会限制得那么细。
由此，我们看到，即使是精英群体，也不能在他们的岗位上，为民族的后代，多做起码的工作。结果就是，学生受害，家长也跟着受害。那个所谓牺牲自己这一代的家长，还是有觉悟的，还有多少，并没有这种觉悟。
跟下一代过不去，是当代华夏社会的一大特征吧。徐老师在《超越哈佛》一书中直言不讳：水是毒的，空气是毒的，食品是毒的，教育“也问题多多”——最后这句话表达的“平和”。
教材让孩子享受经典，绝对不是件难事。但就这么一件事，93年，或62年，专家群体，官员群体，教师群体，家长群体，都解决不了，为什么呢？
徐老师习惯于直言。说到底，这未必是政府的问题，或者说，未必完全是或主要是政府的问题，而是成人群体自身的问题（当然不可能是儿童的问题），那么成人的问题又是什么问题呢？是家长的问题。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的名言。
每一个家长，如果觉悟了，都在千方百计地拯救自己的孩子，从这个角度，中国家长的爱心，几乎举世无双。
但作为社会群体的整体，在位或不在位的，积极去推动“救救孩子”这件事——救自己的孩子，也救别人的孩子这件事——就少而又少，虽然，口号并不少，呐喊也不少，但实质的行动太少太少。
寒假里听了耶鲁大学的希伯来圣经视频课，再一次证实了徐老师的印象——不论是佛经，是圣经（希伯来圣经大体上也是所谓旧约圣经），它们都强调一个观念，这在圣经中尤其突出，一个族群如果缺乏社会的爱心，缺乏公共道德，缺乏公义正义，那么任何一个家庭内部的爱，都不能免除“惩罚”，所谓报应，而最严厉的惩罚，在希伯来圣经中说的很清楚，虽然往往是延迟的，但一定会到来，而且，一定是落在这个族群的下一代身上。
在母腹中，就要被强行人流，刚出生，就要与毒奶粉“抗争”，处处是食品安全的陷阱，缺乏森里草原，没有碧水蓝天，空气污浊，环境污糟…..一旦上学，就是所谓“应试教育”的折磨，整整一十二年（人生能有几个一十二年，何况是童稚到豆蔻）。
每个家长都在全力以赴把这样那样的对自己孩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但几乎每一个在位的成人，在自己家庭之外的社会岗位上，对社会的痼疾，多无动于衷，好一点的是表示无可奈何，“不好一点的”，甚至“趁火打劫”。
华夏成人群体，也是家长群体的这种双重标准，令很多不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成为痼疾。
偶尔有那么几个人身体力行地去改造它，不仅呐喊，更有行动，那么他们最典型的境遇就是，被围观，被批评，被非议，太激进了，不宽容了，不厚道了
所以鲁迅说，他写的是狂人日记
更早，所以孔子也批评“乡愿”
华夏的问题有解吗？
短期内没有。
最深层的方面，信仰的缺失，并非是当代华夏才有的，古代就有这个根本的问题。
从希伯来圣经到基督教圣经，一直有信仰的力量。中世纪的黑暗，宗教迫害，是信仰的误用。整个西方文明，经过种种动荡和苦难，它的发展路向，诚如汤因比所言，
“在文明兴起和衰亡、并在衰亡中又促成新的文明兴起的同时，某种比文明自身更高的宗教和精神可能始终在发展中。文明最后解体了，而更高的宗教和精神则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变成后来从中产生出一个新的文明的蝶蛹。”
整个西方文明走了这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坐标的尺度，不是一百年为单位的，而是五百年，一千年为单位的。古希腊的理性、命运与情欲文明，与古以色列的人类原罪与上帝至善的文明汇合，经过两千年的磨难，终于到近现代，凤凰涅槃，演化成人道主义的文明体系，
在信仰与道德上，承认人类的缺陷，皈依上帝的至善；
在社会制度的整体设计上，以人类原罪观为基石，制约权力；
在法治实践中，又以个体行为权利的无罪为基石，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个生命；
在智慧上，既遵循理性和经验，又明鉴人类理性与经验的局限；
这个文明走到这个阶段，它在大灾难中的凤凰涅槃，是可以预期的
但伊斯兰教文明，法儒佛道混合的华夏文明，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汤因比统计的数据，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文明都消失了，不仅是国家实体消失，也是精神消失。
如今主导世界经济和科技的犹太民族，它的国家实体早就消失了N 次了，但它的精神，希伯来圣经，如今成为基督教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基石（是的，希伯来圣经也是伊斯兰教的源头）
写得过了，用一个细节断尾……
宗教这个词，本身不那么妥当，宗+教，并非religion 一词恰当的翻译
因为任何个人，不论多么伟大，都随时可能显露人性的弱点，甚至原罪，所以，希伯来圣经的解决方法是：信仰任何肉体的人，任何世俗的伟人，任何人间的领袖，必定是危险的，甚至必定带来大灾难，而应信仰那个至善的上帝，并以这至善的上帝，时时反省自己，警醒人类。
徐老师相信，这个思想，这种精神，将与人类文明同存。而任何一种文明，缺乏这种精神，或者说，这种“宗教”，可能无药可治。
闭上眼睛，可以想象到，可以预见到，基督教终究会在这片土地上逐渐流行，五百年或一千年以后，这个民族中的多数家庭，会受洗。
但从血缘上，和文明脉系上，基督教不是华夏的祖先.
在此之前，这个民族的劫难没有完，且大多会“施加于”孩子。在这一点上，希伯来圣经没有说错。
原典英语的意思，是不是另辟蹊径的告别愚民教育，让小孩自然的脱离洗脑的体制？
徐老师的一些文章里，间接或直接提到原典法用于母语教育，提到家庭亲子教育的时候，也在最正式的场合表述成亲子双语教育（《英语学习的革命》一书中就是这样表述的）
体制是一个庞然大物，
更何况世界之最的华夏民族，历史之最，人口之最，惰性之最…，
个人要与它作战，胜出的机会在万分之一以下，所谓以卵击石
只能智破，无法强攻。
就母语教育本身而言，那么多名人学者，批评母语教育，几乎没有什么建树。从1980年到如今，“开放”时代中国学界的天才（如果有天才）和开明者，几乎毫无建树。
徐老师的策略是：不立不破！
诉诸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母爱与父爱；
诉诸华夏最悠久的传统，家庭教育和崇尚经典（但华夏传统的经典还很不够）；
诉诸大陆以及全球当下最不可能被扼杀的大蛋糕，外语教学产业——专家学霸与资本家的结合，也有一点好处：他们自成势力，再也不会有强人，凭一己意愿，把外语教育剿灭——这块蛋糕太大了，形势比人强，再强大的强人也不敢为所欲为了地把愚民教育贯彻到底）
同时避免正面作战（直接改革母语教育，就是正面作战）。
如果民间的外语教育能成就斐然，远远超越新东方，甚至超越哈佛剑桥学院派的EFL ——对原典法，这已经是没有任何悬念的预期，将非常有助于同胞更有效地推动母语教育的改革：
以上内容摘选自原典英语官方论坛
《中国人英语自学方法教程》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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