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婕妤。之前文章讲上海公子哥张葱玉和苏州贵公子王季迁的收藏人生，此篇追寻“民国六大藏家”中另一位大才子张伯驹的书画收藏史。与前二人不同的是，张伯驹的名气更多与故宫博物院纠缠在一起，例如2018年4月故宫武英殿举办《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张伯驹诞辰120周年纪念展》，让国人充分了解一代收藏大家的文博贡献。纵观张伯驹的收藏履历，他没有张葱玉的浪荡纨绔（例豪赌恶习），也没有王季迁的精明一世（推动国际市场），张伯驹对书画的热爱更多带有个人的理想情怀，并且他眼光极其苛刻挑剔，非骨灰级不纳。一旦遇见顶级字画，卖房子抛家业也要收入囊中。世人知道1956年张氏捐赠故宫博物院八件书法作品，乍听八件而已，数目并不豪横，但究其原因，八件作品皆为国宝中的国宝，从历史与学术分量来讲，其藏品一件顶十件，例如捐赠名单中的西晋陆机《平复帖》。此帖距今1700年，为史上现存最古老的书法墨迹，作为故宫书画目录的镇馆之宝而被誉“中华第一帖”。
图1 西晋 陆机《平复帖》麻纸本墨迹 23.7×20.6cm 故宫博物院
一特殊的身世造就矛盾的一生
身为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是幸运的，但这幸运仿佛也被命运贴上了诅咒，坎坷跌宕的人生同样也让其尝尽悲欢疾苦。张伯驹原名张家骐，是生父张锦芳起的名字，6岁时被过继给五叔伯张镇芳，于是生父变“六叔伯”，自此跟随养父而改变原有的生活轨迹。在河南项城老家，张家与袁族为最有名望的两大家族，张家千金嫁给袁世凯的哥哥，通过姻亲连结两家经济和政治纽带，于是张镇芳就成为袁世凯哥哥的内弟。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将原本光绪进士出身的镇芳从户部调离，分管地方盐政事务，后任直隶按察使（相当今天省级公检法），最后上任河南都督（省长）。1921年河南农民白朗起事反抗袁世凯统治，由于张镇芳围剿不力被袁世凯撤职，改令段祺瑞收拾残局。虽张氏仕途不顺，但他却是把理财好手，作为专业金融家，早在1915年3月就创办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天津盐业银行。当时北方还有金城、中南与大陆银行，而张家盐业银行占据“北四行”的头把交椅。史料记载张镇芳原有两个子女，但不幸早夭，四十出头的他只好找六弟商议过继事宜，此时张锦芳家中四个孩子，于是同意将长子张伯驹和幼女张家芬过继给兄长，至此也就开始了张伯驹不再平凡的人生。来到养父家，伯驹当然就被寄托更多期望，少年时同袁世凯的儿子一起就读英国人办的学校，之后在袁世凯的陆军学校中强身习武，练就军人素质，毕业后还在各个军阀中磨练部队经验，担任参谋之类的职务。显然，张家希望张伯驹未来能做出一番宏伟大业，可一心爱好文艺的伯驹却不是当兵的料，在他看来绝对服从命令的军人是一种精神耻辱，简直让他痛苦难耐，在经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就强行退出军旅生涯。此时的他已三十而立，脱下军装换上一身传统长衫，整个面容清秀的张公子更适合这番文人气！张伯驹开始帮父亲打理金融业，可他并没有养父张镇芳的理财天赋，在银行中挂个闲职，将精力爱好投放在京剧、围棋、书法、鉴画上，母亲嫌他天天不打理银行事务，就知道花银子买字画。对于京剧，张伯驹不仅作为发烧友为国粹事业赠钱布施，并且自己也学唱，可他天生没有一副好嗓子，台下听众第三排往后就听不到了，于是朋友戏谑他“电影张”（当时电影默片时代）。张伯驹在围棋上种下深厚友谊和缘分，开国元帅陈毅也迷恋围棋，二人在解放后李济深发起的棋艺研究所上认识。当时只是棋逢对手，但没想到日后却给他带来命运的转折。
图2 三十年代张伯驹在李莲英旧宅（丛碧山房）留影
图3 明 唐寅《王蜀宫妓图》绢本设色124.7×63.6cm 故宫博物院，张伯驹旧藏
1958年张伯驹夫妇被划成“右派”，陈老总知道后非常痛心，带着万千自责跟伯驹说，你这样一个把心爱的书画无偿捐献故宫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两年后，陈毅在北京一次会议上见到老朋友吉林省省委书记于毅夫，向他说明伯驹的情况和专业能力，看能否在吉林安排一份工作，其实是想通过“调离”而对他起到保护作用。于毅夫听后非常上心，回吉林后将情况转告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在得知张伯驹身份时，宋振庭十分欣喜，明白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于是发出电报邀请到吉林任职重要职位。身为当时“右派”身份的张伯驹在收到电报时，压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是错发，不予理会，可不想之后又发来一封电报重邀。这才引起张伯驹夫妇的重视，二人面面相觑，伯驹道：“对方应该不清楚我当下的身份（“右派”），还是回报说明一下真实状况。”潘素也这样认为，几天后，宋振庭回复6字：“电悉，盼速来吉！”张伯驹简直觉得自己即将脱离苦海，这时他还不知道一切都是陈老总的安排，还给陈元帅写信道别。1961年，张伯驹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当时没有馆长一职），在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撑下，博物馆很快就运转起来。他培养了一批毕业大学生为馆贡献力量，推荐书目以开阔艺术视野，还办讲座、授课、践习、展览，他深知博物馆藏品实力薄弱，于是奉献出自己的藏品。据2018年北京武英殿展览清单看，有书法拓片6件（宋元明）、绘画8件（宋元明清），其中最具分量一件国宝是南宋杨婕妤《百花图》。为何说它最为重要，在离开北京时，时任北京副市长找他谈话希望留下《百花图》，而张伯驹坚定“画随人走”，足以说明它的价值。杨婕妤《百花图》原本为南宋第五位皇帝宋理宗的谢皇后祝寿时所作，图像内容有十七段，系画史现存最早的女画家真迹，这位女性画家便凸显了其作品的特殊性，为研究女性画史奠定学术基础，备受历代收藏界的关注。可好景不长，1967年，年岁七十的张伯驹又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强行审讯8个月后，被安排到舒兰县插队，但公社看到年事已高的张伯驹，嫌他不能干活还得靠公社养着，拒绝收留。在那个东北寒冷的天气，夫妇二人只好返回北京，此时家中住宅已被人占用，只留一间十平米屋子，二人就这样又回到离开京城时的境况。对于此时的民国公子张伯驹，往事如烟，人世大梦一场。好在后人都形容说张伯驹心态宽广自适，虚怀若谷，面对大是大非面前绝不羁绊于眼前利益，黄永玉曾这样形容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图4 京剧票友张伯驹（右）与余叔岩（左）演《四郎探母》
二张伯驹与故宫的那些事
1933年大银行家张镇芳去世，留给张伯驹家财万贯：盐业银行股票50万股、现款16万元、北京弓弦胡同宅院1处、天津保定道房产1所、河南项城老家旧宅和3000多亩地。张伯驹从商经历于史籍记录并不丰富，只知道他的大头消费基本都在书画收藏上，且从数据记载上看购画时期基本集中在30~40年代（尤其父亲去世后）。从时间分析，此时他继承大量家业，在鉴赏能力和财力都上来的情况下，买古董变成水到渠成，因为父亲在时他没有充分配置财务的自由。30年代张伯驹买下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王时敏《山水》、蒋廷锡《瑞蔬图》等，40年代买下展子虔《游春图》、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等，杨婕妤《百花图卷》购藏于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前，张伯驹与张珩、徐悲鸿、吴湖帆、张大千、启功等人在故宫博物院做书画审定工作，这也是他“交学费”练就的专业成果，没有什么比出真金白银收购国宝者更了解国宝，同时也为后来捐献故宫作品设下机缘和铺垫。现在就说说张伯驹与故宫的那些事。
图5 隋 展子虔《游春图》局部 43×80.5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张伯驹旧藏
张氏在故宫古画回流上做了突出贡献。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文物时发现《赏溥杰单》和《收到单》，两份清单不完整记录溥仪共转移书画1300件，册页70件，更多国宝未记录在册。张伯驹担任故宫鉴定员期间，发现的1198件作品中，有价值的约四五百件，当时的收购价格并不昂贵。张伯驹建议只要在名单之内，不论真赝都先收回，遇见国宝级精品就经专家开会审议决策。专家小组的重大任务就是挖掘市场珍宝，1946年，北京古董商马霁川带回几十件“东北货”（对溥仪转移国宝的简称），张伯驹盯上了这些书画并报告给故宫，次年，他们在绛雪轩开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谈话会议，商讨如何购回这批珍贵书画，张伯驹向马衡院长提出“宁愿收一件精品也不要若干普通之作”。我们知道张伯驹后来将陆机《平复帖》捐赠给故宫，可其实这“天下第一贴”差一点就与故宫失之交臂，这还要从发生在1941年震惊上海滩的绑架案说起。
图6 张伯驹第四任夫人 潘素
张伯驹例行每月去上海银行分行开会，一早下了飞机后搭乘家人汽车去往目的地。张家汽车在前方行驶，他自己乘坐的公务车随后，可在车子拐进巷子口时，这时突然一亮黑色小汽车横挡在前，打开车门就出来挟持了张伯驹。这帮人是图财的，潘素准备300万赎人，不然就撕票。张家当时立马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毕竟一大家子和工人要养，张伯驹又有奢侈的艺术爱好，并不是外界想当然的豪门一掷千金。潘素期间去偷偷探望伯驹，协商卖掉《平复帖》赎人，张伯驹说“死可以，画不能卖”。无奈之下，潘素求家人以天津保定道房产和24万盐业银行股票作抵押，可庶母孙善卿（养父孙镇芳之妾）这时不同意，认为天津房产有她个人一份，而手握13万股票的张伯驹三夫人王韵缃也阻止兜售股票，从这看出，50年代的三场家产争夺战在40年代初就表现出岌岌可危。万般无奈下，潘素不得不去求张伯驹旧交孙曜东，孙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声望势力查出绑匪是汪精卫伪政府76号特务组织，在孙曜东干涉下，绑匪虽不敢撕票但也不想白白放人，于是将人质转交给伪军汉奸头目林之江那里，林之江提出20根金条换人。就此，张伯驹在绑匪窝蹲了八个月，出来后带着妻女躲避西安，后来据他女儿张传彩回忆，父亲来往于北京和西安之间，为保护国宝将《平复帖》缝制在被子里，偷偷带出北京。那时的北京正在沦陷，张传彩说：“父亲的叔叔跟我的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就买了字画。”《平复帖》购买在卢沟桥事变那一年，当时帖子在溥儒手中，张伯驹一次在湖北赈灾书画会上见过，于是萌生收购想法。而在前一年（1936）溥儒刚将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卖出，事后流出海外（今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此事让张伯驹寝食难安，怕《平复帖》也遭此命运，于是找琉璃厂某老板跟溥儒谈价。溥儒开价20万元，这就为难了张伯驹。次年在叶恭绰上海展览上，张伯驹碰到张大千，说出想出6万元购藏书帖，并让张大千出面说情，溥儒还是咬定20万。腊月时溥儒突然遭遇丧母，急需用钱，对书帖念念不忘的张伯驹闻讯后立马表态，愿意出一万借给溥儒，而《平复帖》就当抵押物。谁知溥儒这时竟开价4万，以半卖半送的方式让出“天下第一帖”，其中见证人和斡旋者是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张伯驹往返北京和天津银行时，在火车上偶遇傅氏谈到想买《平复帖》之事。
图7 唐 李白《上阳台帖》28.5×38.1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张伯驹旧藏
对于捐赠故宫国宝事件，其实并非后人言传那般“捐赠半个故宫”，当时张伯驹赠国宝也有为难的一面。1955年底，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主持开会，号召大家为响应社会主义建设而积极购买公债，虽说是提倡，但身为文化人和商人的重要身份，张伯驹不可能不作出表率，但那时的他基本家财散尽，找银行或者朋友根本就借不到钱。他也曾跟潘素协商过手中珍藏的去向，他不仅从不卖国宝，即使在官司打的最火热的时候，家庭成员提出瓜分藏品，也被张伯驹悍然拒绝。他在法庭上说，书画不是用作财产来收的，且其中还有潘素的钱，这只为研究国家文物的学术工作，日后必然回归国家，谁也没有资格打国宝的主意！最后，夫妻二人共同决议将国宝捐献给国家，而作为奖赏，他获得3万元奖金，张伯驹用这奖金购买了公债。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亲笔褒奖令：“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部长沈雁冰，一九五六年七月。”（茅盾名沈雁冰）国内各大报纸竞相刊登文艺界这一重大事迹。如此，实现一代收藏大家的崇高理想：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同年，张伯驹还将李白唯一真迹《上阳台帖》献给毛泽东（1937年6万元购藏），附信：“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书法墨迹《上阳台帖》呈现毛主席 仅供观赏”。毛泽东受到此贴后观赏几日，嘱咐中共办公厅给张写感谢信并寄1万元。1958年，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党和领导人所收礼品全部缴公，中共办公厅将李白墨迹调拨故宫博物院。
图8 宋 范仲淹《道服赞》小楷局部 纸本手卷 34.8×47.9cm 故宫博物院，张伯驹旧藏
三李莲英旧宅换《游春图》
1946年，张伯驹手中最值钱的就是父亲遗产北京西四牌楼弓弦胡同的李莲英旧宅，占地十多亩。而立之年他买的第一件墨宝康熙御笔《丛碧山房》就藏于此处，且将书房命名“丛碧山房”，从存世照片中，看到张伯驹立于山房中，院落布置十足精巧，假山、竹石与鱼池错落有致，衬托翩翩公子容颜如玉，身姿如松。但这个陪伴他童年、少年与中年的美丽家园，最终也没有逃过以宅易画之命。1946年，张伯驹建议故宫收购《游春图》，但院长马衡以“故宫博物院经费困难，难以周转”为由错过国宝，张害怕神品最终又流出海外，不惜卖房子代价替故宫先收下。古董商马霁川狮子大开口，要价800两黄金，张氏当然拿不出，他绞尽脑汁又焦虑万分。据说，为了不使《游春图》趁机散失，他跑到琉璃厂一家画店“恐吓”老板，说“《游春图》是国家文物，谁敢打国宝的主意？！”言外之意，这件画除了张伯驹谁也不能碰，而张伯驹并不为私心，他的目的是回流给国家。这件事在京城闹得满城风雨，马霁川担惊受怕又无奈，后由墨宝斋掌柜马保山出面解决，将价格压到200两黄金。张伯驹见到一丝曙光，近年他掌管的银行事业并无起色，家财常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此前他刚以110两黄金收购范仲淹《道服赞》，经济上早已捉襟见肘。为生存和购藏书画，他决定卖掉西四老宅。其中三百多两黄金抵两件书画，剩下十多根金条购买海淀房产承泽园，张氏一家从西城迁居海淀。当马霁川去收账时，借口黄金成色不好而加收20两，于是潘素变卖首饰填补差价，马霁川叹气道张伯驹的女婿：“你老岳父财力确实是不行了，最后那20两拿不出来了，何苦呢？这是倾家荡产，为了这么一幅画。”确实，此时的张伯驹手里连股票也没剩多少，除了手里藏画就是海淀新居。还有文章记载，说张伯驹实际并未付完款项，而是后来按时还债，但后来差的钱也就不了了之，张氏曾说：“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这种天生的理想主义和民族情结成就如此一生的张伯驹，没有他的一厢执念，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画帖“双璧”。《游春图》回流故宫是以国家购买的方式，此外购藏张伯驹其它作品还有北宋赵佶《江雪归棹图》、南宋马和之《节南山之什图》、元代钱选《山居图》、元代赵雍等人《元五家合绘图》、明代唐寅《王蜀宫妓图》、明代文征明《三友图》等举世名作。
图9 南宋 杨婕妤《百花图》绢本矮幅设色 局部 324×24cm 吉林省博物馆，张伯驹旧藏
《游春图》的贡献在哪里？画史常说唐代绘画“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指山水画题材此时并未成熟，山水的出现只是作为人物陪衬和装饰，并不具有独立哲学意义。但展子虔《游春图》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理论观念，将山水图像的完整性往前推进一个时代，如此看来，隋朝也未必是山水图像完整性的最早时间，或许还要更早，只是现存墨迹并未得到物理证实。另外，《游春图》精工谨细又全景构图的创作风格，见证中国画早期“咫尺千里”的远近透视学原理，山与人体量的巨大比例，却不失一处的精确刻画，即使细小如豆的人马，也丝毫不影响活泼生动的精雕细琢。这种典型范式也直接影响后来“二李”将军的青绿山水。此件流传有绪，自宋徽宗压印鉴宝，至南宋散出入贾似道之手，经元朝回流，顺入明内府又转严嵩，进而流落民间各大收藏家之手，清代又回到内府，最后被溥仪偷运出宫。当代作家沈从文说：“这卷画的重要在于对中国山水画的桥梁意义，没有它，历史即少了一个重要环节。”张伯驹深知这个道理，他收藏不仅是一件画，更是中国画史的重新写就，这一国粹因历史的源远流长而散发无穷魅力，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图10 张伯驹1956年捐赠故宫八件书法珍宝 褒奖状 茅盾书
晚年的张伯驹生活清贫而惬意，80岁高龄获得平反，他回首此生，想必仍保持赤子之心保留最后的人间清醒。面对沉冤，他说：“此事太出乎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差错，为什么不允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他的女婿楼宇栋说起张家早年时，家中里里外外有10位管家，中餐、西餐大厨4个，曾经的奢华生活与后来的落魄受苦，再加上冤情打压，可张伯驹老人并没有太大精神改变。黄永玉在画册中写《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讲述这位了不起的85岁高龄老人的最后时光，说：“1982年初，我携妻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到了，是一盆红菜汤和面包果酱，小碟中两块黄油。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后，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黄永玉的文字如同他的笔墨，生动地勾勒出一位高贵涵养的君子形象，这种风范不是模仿与效颦，是刻在骨子里的自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让人一眼难忘。时过境迁，他永远是当年弓弦胡同丛碧山房的翩翩少年世无双。
图11 陈毅在北京与家人合影
张伯驹于1969年从吉林舒兰公社回京，陈毅元帅此时已重病缠身，他派人去瞭望过张，事后从夫人口中得知，张夫妇二人此时还是“黑户”。直到1972年陈老总去世，张伯驹才受到毛泽东主席重视，但在周总理安排下，事宜处理的异常缓慢。后来，张伯驹受到一份意外的礼物，是陈毅夫人张茜安排人将元帅生前最爱的围棋赠与张伯驹，打开大理石制成的棋盒，玉质的棋子晶莹剔透，黄杨木的棋盘沉着又精致，曾经二人快乐的博弈场面历历在目，仿佛陈毅老友邀他再下一盘。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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